《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韩国近现代革命史与民族沉浮；同时期中国类似历史悲剧、“共产主义”悲剧原因探析）

[革命军中马前卒]

《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
《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 1
《太白山脉》作品诞生的背景、特色、影响 2
全罗南道筏桥邑的多番“易帜”：从丽顺事件说起 2
土地问题：半岛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焦点、民众生死搏杀的根源 3
托管与分治：大国博弈制造的半岛分裂与残杀 5
动荡的筏桥和整个南部：利益斗争、良知与立场、暴动与镇压、冲突与背叛 7
理想的崇高与实践的肮脏：左翼势力/共产主义者的初心、扭曲、分化、蜕变 8
“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空中楼阁与红色极权下修罗地狱般的现世实情 11
革命尚未成功，幻梦已初醒 14
剧终事未终：半岛斗转星移的变迁、韩国人民的反思与奋进 16
华夏与半岛：民族命运的异同与人心世情的微妙连接 1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中共崛起当政与朝鲜的相似和不同 18
回溯1945-1949：误判、轻信、“心软”，是让中共掌权中国沉沦的关键 19
今日的中韩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的丰欠，更在价值观的明暗、思想的深浅、文化的荣衰、国民德行的高低（并以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后韩中两国国民不同立场态度等例子分析） 24
韩国与台湾：相似的命运、不同的气质与内政外交选择 26
苦难兄弟阋于墙：中韩不必要却长期发生的冲突对立 27
越南的分治之殇与统一之苦：越南命运的幸与不幸、外部的干预与撤离、历史的转折、精英的反思与大众的麻木、民族继续迷惘与挣扎 29
回到当下韩国：民权的曲折与进步的跌宕，在新的困境中寻求新的出路 34


关于朝鲜战争、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老一代人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赴朝作战“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记忆中，朝韩两国似乎只是中美对战的陪衬，半岛局势也只是大国博弈的背景。如中国作家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主要内容是歌颂参与“抗美援朝”的中国工人与志愿军，书名借用的对朝鲜半岛的美称，只是装点国人英勇与奉献的屏风幕布。而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则从互联网等渠道了解朝鲜饥荒贫困的现状后，或唏嘘感叹，或调侃讥嘲。对于韩国，则是既羡慕其富有，也鄙夷其为“美国的傀儡”。
这些看法，都是在教育灌输和有限视野下的一隅之见。相对于中国、美国、苏联、日本这些“外部势力”，朝鲜战争的前前后后，半岛上的两个政权和民众，始终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也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而朝鲜和韩国两个对立政权的历史缘起、发展历程、社会现状，也不像如今看到的这样刻板和简略。
若想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真相，最重要的是阅读当事者的记叙，观察在地人的述评。在各种有关半岛历史的资料中，小说和影视剧最为生动、直观、具吸引力。相对于政治宣传目的浓厚的朝鲜文艺作品，韩国民主化后的文字与影像显然更为可信和客观。
略微对韩国及韩国电影有了解的，就知道韩国电影以揭露韩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面见长，且反思之深刻、批判之激烈，在全世界文艺界都难有匹敌。《南部军》、《共同警备区》、《实尾岛》、《辩护人》、《杀人回忆》、《黄海》、《金福南》、《恐怖直播》、《寄生虫》……组成半岛上从国家前程到个人命运的时代映画。
而在韩国众多影视佳作中，最能反映半岛在1945-1950年代这段决定未来亿万朝韩人民命运的历史转折期史实与变迁的，是1994年上映的、由“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导演林权泽指导拍摄、“国民影帝”安圣基等著名演员出演的电影《太白山脉》。
《太白山脉》作品诞生的背景、特色、影响
电影《太白山脉》改编自韩国作家赵廷来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和演绎了从日本投降至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筏桥邑（韩国的“邑”相当于中国的“乡/镇”）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故事。《太白山脉》所讲述的，既有充满全南地区乃至筏桥地方特色的民情与故事，也反映着整个朝鲜半岛“三千里江山”在那些年普遍发生的史实。原著改编为电影后，将复杂的故事进行了浓缩，但依旧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架构，也还原了小说表达的内涵，并利用影像的优势，让故事更为生动形象和打动人心。
而有“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导演林权泽的高超指导、“国民影帝”安圣基等演员的出色表演，让这部影片更显优异。该影片也在上映当年（1994年）获得韩国电影最高奖“青龙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十余个奖项，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小说完全版的发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均是在1987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数年，因此该影片也反映了右翼军人专制结束、多元民主政治初兴时，韩国社会尤其知识界反思历史、呼唤人道主义、中间偏左意识形态勃兴的社会思潮。
而电影所反映的并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内涵与价值。若要探寻这些，就要根据小说及影片的具体内容一一述说和评析了。
全罗南道筏桥邑的多番“易帜”：从丽顺事件说起
影片片头，用字幕形式告诉了《太白山脉》的故事背景，即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立，造成了朝鲜半岛的撕裂与冲突。而低沉凄婉的片头曲和群雁在太白山上盘旋的场景，预示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
影片开头，夜间警察局和青年团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筏桥的宁静。正在打牌的青年团监察部长廉尚九和在警局值班的警察署长南仁太，听到了丽水发生暴动、顺天失守的消息，随即就带着手下逃离了筏桥。而廉尚九的哥哥、参加了南朝鲜劳动党（南劳党，即在李承晚政权控制区进行地下活动的、全朝鲜劳动党的分支）的廉尚珍，则带着归属道党（即全罗南道南劳党委员会）指挥的游击队举着北朝鲜的国旗，兵不血刃的占领了筏桥。
这一故事的真实历史背景，是1948年10月的丽水-顺天事件。若对半岛近现代史略有了解的，都会对该事件颇有印象。本次事件是控制半岛38度线以南的韩国李承晚政权建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叛乱，对于半岛局势有着重大影响。在丽顺事件之前，李承晚政权的统治还相对稳定，而金日成也并未下定决心南侵。但该事件后，金日成看到了李承晚政权内部的冲突与社会的动荡，决定南下统一半岛。
而丽顺事件也的确是当时李承晚政权统治下的半岛南部（为方便以下简称“韩国”，虽然有些问题和事情发生于“大韩民国”成立之前）军心不稳、民心离散、社会动荡的集中反映。丽顺事件的导火索，即是驻扎在丽水的部分韩军拒绝镇压发生在济州的民众暴动。而济州民众暴动的原因，则是军警镇压示威游行的民众。无论丽顺事件，还是济州暴动，背后都有南朝鲜劳动党的鼓动和支持。
南劳党之所以能够成功煽动暴乱，根本原因则是韩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李承晚政权的威权专断统治（关于这两点，下面的章节再谈）。而打着“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左翼势力、当时看起来朝气蓬勃的半岛北部，对处在混沌局面充满迷惘、饱受不公不义损害的李承晚治下的南部军民颇有吸引力。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兵变民变，丽顺事件则是其中最大的一起兵变。
回到电影中寻找线索。廉尚珍的游击队占据筏桥后，一边兴奋的与其他反叛力量联系，一边立即展开清洗行动，对当地的地主、官僚、军警及其他反共亲政府人士进行批斗和处决。除了安圣基饰演的主角金范佑的父亲金思镛因为是廉尚珍的老师，还曾资助廉尚珍上学，所以被宽恕而未予杀害，其他未逃跑的地主和反共亲政府人士均遭杀害，共杀死超过100人。这对于一个邑镇已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了。
但不到三天，政府军就击败了占领顺天的叛军，筏桥的游击队也只好仓促逃离，且逃跑前还不忘射杀被认为敌视左翼的民众。而返回筏桥的政府军、警察、民兵，也迅疾展开报复，大肆捕杀游击队的亲属和向游击队告密者。再后来军警的一系列肃清中，时常有被指控为私通游击队者被杀害。而左翼游击队到了夜间，则又反过来报复，突袭邑镇并处决那些告密者，并强征青壮年参军、将耕牛及粮食掠走。
这样残酷的互相杀戮和报复，在1945-1950年代半岛各地到处都在上演。而这些杀戮的起因，表面上看是两个政权（金日成政权和李承晚政权）和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更现实的原因则是由于财富分配尤其土地分配不均，导致的基于生存利益的搏杀，以及暴力和仇恨造成的恶性循环。
土地问题：半岛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焦点、民众生死搏杀的根源
关于朝鲜半岛的土地问题，可以追溯到朝鲜封建时期（此处“封建”取马克思主义史学及相关翻译定义，下同）。朝鲜的封建王朝与中国古代王朝颇为类似，也是建立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王朝最主要代表的当然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过，相对于中国，朝鲜的封建王朝及整个传统社会有着更加严密的体制，承袭和改造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朝鲜传统文化也更为保守、更强烈讲求纲常义理，人与人之间也因之有着更加壁垒分明的等级差别。在古代朝鲜，由贵族、官吏、学者、军官组成的“两班”，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中的特权阶级，拥有远超平民的地位和财富，并世袭罔替、相互联姻、朋比胶固。而彰显其地位、保障其财富的最重要资源，即是土地。
“两班”贵族掌握了朝鲜半岛大多数土地，不过他们自然不会自己耕种，而是雇佣佃农为其耕作，且这些佃农逐渐成为依附他们的奴仆。半岛的佃农虽无俄国农民那样的“农奴”之名，但实际所受压迫尤其丧失自由的程度，一定程度胜于俄国“农奴”，也较中国农民受压为重。这既和朝鲜的体制文化相对更为严苛有关，也和半岛相对地狭人稠、人均耕地少耕作压力大、农民也并无多少迁徙余地有关。
“两班”贵族过着衣食无忧乃至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农民们则只能节衣缩食、朝不保夕的过日子，是否能够过得略好一些、吃不吃得上饱饭，往往要看自己的“两班”主人品性乃至一时半刻的心情。因此，贵族与农民的利益对立十分严重，社会高度分化。只是由于朝鲜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各种制度的纯熟借用，所以朝鲜统治阶级成功实现了极为长期的稳定统治，即便有几次改朝换代（频率远低于中国）也只是上层权力更迭，很少有平民的暴动。
而且，“两班”虽然骄奢淫逸，但是也作为朝鲜王朝（以及半岛上其他政权）的骨干，承担了管理国家、维护治安、发展经济、繁荣文教、兴建工程、抵御外敌的职责，是高丽/朝鲜文明得以持久存在和兴盛不衰的中枢力量。而正是其得到农民的供养，才让他们能够摆脱温饱的煎熬，不用受农事的折磨，相对专心的履行相关责任。
尤为重要的是，朝鲜半岛面积狭小，并且历史上屡次遭遇来自东部的日本、西部的中原王朝、北部的游牧/渔猎部落的侵袭，所以需要内部团结以御外侮，相对转移了内部矛盾。在抵御外敌过程中，“两班”起到了中流砥柱式的作用，农民只有在“两班”的组织下才能团结和形成战斗力。两个阶级在君主领导下相互配合，让相对弱势的朝鲜抵御了来自各方的侵袭，保住了国权与文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不存在。相反，长久的高压导致阶级固化和阶级对立的日益严重，不满与仇恨也在郁积。随着19世纪国门的打开和近现代文明的浸淫，以及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多重影响（造成民族存亡危机的同时，也打击了朝鲜贵族统治），“两班”体制及整个制度与传统社会都面临猛烈冲击。如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朝鲜东学党起义，即是朝鲜农民阶级在内外压迫下的暴力反抗运动。
而20世纪初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无论是日本殖民者，还是李承晚等韩国右翼反日民族主义者、现代化主义者，虽然都厌恶朝鲜封建体制和“两班”贵族统治，但也都不主张完全摧毁旧制度和“两班”贵族，也不改变土地分配及整个生产关系，反而对其积极拉拢和利用。
如日本殖民者在杀戮、贬谪、驱逐反日“两班”贵族的同时，又扶植和重用亲日的“两班”，将前者的土地转给后者。而朝鲜农民则遭受日本殖民者和亲日“两班”贵族的双重压迫。而李承晚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只是将反日的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并不愿意解放农民，反而同样拉拢“两班”和其他地主和资产阶级（执政后，李承晚政权还不惜损害农民利益取悦地主阶级，后面详谈）。
而唯一坚决主张彻底废除“两班”贵族特权、瓦解传统社会、赋予农民及其他被压迫者完全公民权和均分财富的，是逐渐崭露头角的朝鲜（韩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群体。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朝鲜的社会主义者是非常边缘的，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分支。而且，由于朝鲜半岛面积狭小人口较少、也缺乏较丰富的社会文化平台和资源，所以朝鲜裔/韩裔社会主义者大多是在中国、日本、俄国活动，甚至国籍是外国人而非朝鲜/韩国国民。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共建立和壮大后，在俄中两国的朝鲜裔社会主义者纷纷加入了苏共和中共。相对于虽也在外国但更加活跃、与半岛内部反殖斗争民众联系紧密的李承晚等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等人主要活跃于美国、西欧、中国的国民政府控制区），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在国外是相对边缘的，在半岛同样弱势。如标志着朝鲜半岛现代史上独立运动开端的“三一运动”，虽然以弱小民族自决解放为主轴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左倾色彩，但具体参与者则都是代表传统的地主阶级（“两班”旧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参与的农民都是依附和听命于地主的），主要诉求也是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包含在运动的口号和直接目的之中。
但即便如此，半岛仍然有一些较为活跃的反帝反殖社会主义者，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后来担任南朝鲜劳动党实际领导者的朴宪永。朴宪永是后来北朝鲜政权核心成员中，唯一一位曾在日殖时期长期活跃在半岛的革命家（其他如金日成、金枓奉、许嘉谊等，都主要在半岛之外的中国或苏联活动）。而本剧中提到的“道党”、“郡党”及游击队，也都属于朴宪永创建的南劳党。正是在朴宪永等人在半岛不屈不挠的斗争，包括经受入狱和酷刑，才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关运动在半岛基层扎下了根，为后来北朝鲜政权的建立及南部李承晚政权下的左翼斗争打下基础。
而朴宪永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鼓动农民参与革命，最主要的许诺即是分配土地，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完全的无偿的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及公平均富。当然，他们也对农民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痛斥封建礼教的丑恶和等级制度的不公，声称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这些言辞虽与半岛民众几千年来接受的教育格格不入，但是也触动了许多被长期压迫的农民尤其贫困佃农的内心。而另有一些家境尚可甚至属于贵族地主家庭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因为理想主义而倾心于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想，并不惜性命的投身现实革命。
而影片中的左翼游击队，正是由南劳党所管辖和指挥的。在撤出筏桥后的检讨中，当知识分子出身的安昌民批评党的决策失误时，廉尚珍即言辞激烈的要求安昌民不要再批评党，因为“党总是神圣贤明的，对党的一切批判都是错误的”。这显然表明了党组织对革命者的严密控制，凸显了党纪的严酷。这同时也说明，此时的朝鲜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倾向。
而游击队骨干成员的身份构成，也是当时朝鲜左翼运动参与者组成情况的缩影。廉尚珍就是出生在贫困的农家，因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院，接触了左翼思想，结合自身和家庭的遭遇，有所觉醒而成为革命者。而安昌民则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左倾者的典型，其投身左翼革命完全是为了理想，而并非为私利，乃至为理想而背叛自身阶级。另一地主家庭出身的郑河燮（与巫女素华日渐生情的游击队交通员），也是为追求理想背叛阶级的“进步青年”，不过比安昌民更为年轻，革命热情更强更纯洁。
而其他游击队员，则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了。这些人往往只是为了分得土地，乃至就是忍受不了地主的压迫，而奋起反抗。如杀死试图将土地变卖以逃避分配的苏姓地主后投奔游击队的几个佃农，就是典型。还有许多则是被游击队强征或半强迫的方式裹挟入伍，懵懵懂懂的就参加了“革命”。
职业革命者为领袖、知识分子为骨干、农民为主体，正是朝鲜半岛左翼势力的基本构成（当然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家也是如此）。知识分子为了人人平等的大同理想、众多农民为了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及都向往着更加遥远但十分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纷纷投入了左翼的怀抱。
主张土地革命的左翼势力崛起，自然引起了传统地主阶级的恐惧。无论是亲日的“两班”，还是民族主义立场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极为痛恨共产主义势力。日本殖民当局也激烈镇压左翼运动，如朴宪永即多次被捕并遭遇酷刑，一度精神失常，后在多方营救下才出狱并逃亡中国。而李承晚为首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往往拒绝与左翼合作（起码不会和朴宪永、金日成等共产主义者合作），乃至互视对方为仇敌。
而半岛左翼与右翼、贵族与平民、地主与佃农的对立与冲突，也从日殖时期延续到了民族解放之后，并因半岛分治而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屠杀与战乱。
托管与分治：大国博弈制造的半岛分裂与残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民族终于从残酷的殖民统治中得到解放。但半岛的命运并不由朝鲜/韩国人自己决定，而是被美国和苏联掌控。根据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日本投降前数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商谈的结果，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实行“托管”。
虽然美苏及朝鲜各方皆声称要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但现实里却拒绝权力分享基础上的和平统一，都希望由己方“统一”对方。无论美苏双方，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之间，都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与利益的对立。虽然也有许多相对中立的人士（如吕运亨、金九），穿梭双方阵营谋求和平统一，但并没有多少成效，日本投降后的半岛一直处于实质的分治状态。在北部，苏联扶植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即朝鲜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的名称）”政权，并于1948年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南部，美国扶植李承晚政权，同样于1948年建立“大韩民国”。双方在各自的控制区皆肃清对方的势力，并不惜对对方痛下杀手。
而《太白山脉》中的故事，正是从此时展开。
影片中廉尚珍领导的游击队，即是李承晚政权取缔左翼势力后，南劳党组织的地下武装。在南部，有许多这样的武装组织，基本都是由南劳党指挥，活跃于南部各地的山区和林地中。其中最大的一股，是位于全罗南道智异山的、由南部游击队总司令员李铉相指挥的、后来被称为“南部军”的游击队。而廉尚珍所部的原型，则是南劳党全罗南道党委所属游击队在太白山南缘的分支。这些游击队昼伏夜出，袭击镇甸村庄，杀死警察、地主、右翼反共组织成员及其他亲政府人士。他们有时也袭扰军队驻地，配合叛乱部队攻击战略要地，对李承晚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李承晚政权则多管齐下，猛烈打击左翼势力。在政治上禁绝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左翼势力，政权完全由右翼把持。在军事上则以国军陆军为基础、依托各地亲政府的反共势力，强力扫荡左翼游击队、叛乱军人、北方渗透武装。在大多数时候，军队只负责打击大股叛乱势力，日常维持治安和防御游击队，主要依靠各地的警察、地主武装、国家青年团、反共青年团（由俘虏和投降的前左翼成员、游击队成员组成）等组织和人员。
此外，李承晚政权还接收了大量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地主家庭，将其青壮年编为“反共讨伐队”。这些南逃的地主家庭，基本都是在北方被劳动党金日成政权没收土地、杀死亲属后逃跑的，许多人丧父失母、妻离子散、家产尽没，对左翼尤其共产分子有着切齿痛恨，来到南部并接受李承晚政权整编后，成为最为凶狠的反共武装。
影片中廉尚珍的游击队撤离筏桥后，对左翼家属大开杀戒的，就是父亲因地主身份被控制北部的劳动党政权杀死、自己南逃而活命的林万洙及其率领的“反共讨伐队”。“讨伐队”的其他成员，也基本都是与林万洙身份和遭遇相同的地主儿子们。枪杀、刀砍、斧劈、锤击，他们怀着极大的仇恨屠杀左翼家庭成员，无论是游击队员的亲属，还是收留过左翼分子的“通共家庭”，都一概残杀，而这些家庭中的年轻女眷当然也是他们的猎物。
在动荡时期，年轻和靓丽的女性，都是各方争夺的猎物。对参与暴力的男性，她们更是满足征服欲的目标、发泄愤懑的对象、羞辱敌方的手段。而且，在高压、仇恨、暴力中征服女性，比正常状态下更有性快感和思想快感。而对这些女性而言，或者任强者蹂躏，或选择依靠某个甚至多个强人，以献出身体换来安全和生计。而影片中姜东植的漂亮妻子（由韩国女星方银珍饰演），就成了廉尚九的猎物。而廉尚九将姜妻强奸后，又长期占为己有。这一方面是伤害和压迫了姜妻，但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她不受更多人伤害。他们在做爱时，“反共讨伐队”就在邻家杀人，有些全家被杀。如果没有廉尚九的保护，姜妻也难逃蹂躏，甚至会被杀死。但受廉尚九的保护的姜妻，也因此在感受上更多了一层耻辱。
反共势力如此，左翼也并不光彩。另一部可称为《太白山脉》姊妹篇的电影《南部军》，也有游击队干部强奸民女的镜头。而闻声赶来的其他军人和百姓都没有阻止，而是在其做完事之后才扭送法办。当时的劳动党游击队还算纪律严格，次日即枪决了强奸妇女的干部，干部临死前还大喊“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临死的呼喊应是真诚的，理想和情欲并不矛盾，暴力强奸是玷污了党的名誉，但却是战乱社会人性的某种必然。而女性，则是种种暴行中被物化和蹂躏的最大牺牲品，只有屈辱与哀伤，而没有尊严与言语。
强奸、屠杀、破坏，双方互相报复和升级，从筏桥到济州，从太白山到洛东江，到处都在发生着。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发生在济州岛的“四三事件”，死于韩国军警和反共武装镇压的济州民众近万人，还有数千人则死于左翼游击队的杀戮。而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保导联盟屠杀”，不仅大量左翼和前左翼人士及其亲属被杀害，很多与左翼无关、乃至完全不参与政治的民众也被当成“共产党”予以杀害，死亡人数共计6万至20万人。这些杀戮对于总人口不到2000万的韩国，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虽然不及后来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无论死亡多少人，每个生命的被害，对这个具体的生命，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
悲剧不止发生在李承晚政权控制的半岛南部。金日成政权控制的北部，其清洗更加残酷绝情。相对于右翼李承晚政权治下的清洗往往还要讲一些依据、被媒体批判、有反对党乃至美国方面制止，金日成及劳动党控制的北部，对于右翼人士尤其地主阶级，是实行几乎无差别的屠杀和监禁，以及对土地和财产的全部没收。因为北部从当时至今的权力垄断和封闭状态，具体多少人死于1945-1953年间的清洗，已难以确定，但至少有数十万人死去，以及超过百万人逃往南部，成为“失乡民”。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父母，即是在长津湖战役时的“兴南大撤退”中，乘美国军舰逃往南部。如果他们留在北部，文在寅及其父母的人生命运，可想而知。
朝韩两国，与东西德、中国大陆与台湾、北越与南越一样，本属于同一个民族，但却因大国博弈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野心家的私欲和暴力集团的挟持，被撕裂为相互敌对的两部分，并上演着长久的杀戮与迫害。
不过，相比另外三个民族，朝韩民族的悲剧更为酷烈和持久。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半岛双方乃至冷战两大阵营在此多次拉锯，互有攻防，让这个民族受到剧烈的、反复的、长期的损害。从南部左翼游击队与南韩军警及反共武装的持久冲突，到朝鲜战争中北方越过三八线、突破洛东江、围困釜山，以及美军登陆后“联合国军”杀至鸭绿江边、中国出兵后中朝联军又占领汉城、美韩在“三八线”以南的再收复，每次战斗与攻防，都有无数军人和平民死去和伤残。朝韩民族像被锯子反复锯拉的一具活体般，承受着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巨大折磨。
每次胜利一方攻城略地，许多镇甸的百姓就要战战兢兢举旗欢迎、箪食壶浆，但仍免不了各种摊派强征，而与占领者敌对立场的个人和家属，则免不了屠杀、强暴、劫掠。然后另一方得势后复制手段报复，于是积怨愈深、恶性循环，整个半岛都笼罩在暴力与仇恨中。据统计，朝鲜战争及前后数年，朝鲜和韩国共计300多万人死于暴力冲突（约占半岛总人口十分之一，且不包括受伤和残疾），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平民。
而此后的半岛又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分裂，迄今未能统一。而东西德、南北越都早已统一，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实现了“三通”与和平共处。只有朝鲜半岛，仍然被三八线的铁网与壕沟分割，两侧屯兵数十万，偶尔还有热战冲突。因此，在这几个分离的民族中，朝鲜民族/韩民族是最为悲惨的，自相残杀迄今未止。
而《太白山脉》中的剧情，只是描述了这样历史悲剧的开幕部分。但仅这部分，就足够残酷血腥。
动荡的筏桥和整个南部：利益斗争、良知与立场、暴动与镇压、冲突与背叛
面对北部的军事压力、境内的社会矛盾、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李承晚政权在是否推动土地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由民选产生（哪怕有大量舞弊）、能够一定程度代表民意的国会，倾向于通过土地改革法，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一些土地，以缓和阶级矛盾；而政府、军方、各地反共团体，尤其地主阶层，则竭力阻止土地改革，试图固守既得利益。李承晚为首的政权核心层，无论出于意识形态立场，还是为取悦地主阶级以换取忠诚和支持，都显然倾向于反对土改。
相对于“反共讨伐队”的极端暴力，韩国国军部队则相对专业化和保持了些许文明。如金范佑朋友的学生沈宰模中尉，就在讨伐游击队和镇压左翼时相对克制，也认真倾听金范佑对于时局和阶级矛盾的分析。但即便如此，他也指挥了对涉嫌私通游击队的村民的杀戮和村庄的焚毁。
在这些暴力与无序中，医治安昌民的慈爱医院院长及医护们的获释，反映了此时并不民主的韩国仍勉强存在着法治、秩序、自由。这样的法治，在左翼势力眼中，当然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法治/自由”，是粉饰“万恶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但从当时直到今天，半岛北部政权的所作所为，连这种有限的自由、虚伪的法治的水准，都从未达到过。连南劳党领导人、身居朝鲜副首相职位的朴宪永等人，都被“摆样子公审”、强迫认罪、残酷处决。而韩国漫长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势力也正是借助了右翼专制政权下有限的法治和自由，而逐渐生长和发展壮大的。
在韩国右翼政权上下明争暗斗同时，处于弱势一方的、被镇压围剿的左翼势力和游击队，在高压之下更是出现了各种背叛。从书店老板到酒馆老板娘，都迫于压力选择背叛，助力军警围剿游击队。还有更多自首的左翼人士被编入“国民保导联盟”，名义上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事实上则是监视和利用，让他们充当反共的炮灰。
在高压围剿下，廉尚珍带领的游击队损失惨重，大多数人死于军警镇压，还有一些人冻饿而亡，处在绝境之中，似乎将要被彻底歼灭。
这同样是1950年6月中旬及之前整个半岛南部的状态。在李承晚政权出台有偿分配土地和军事强力围剿的软硬兼施下，南部的左翼势力已损失殆尽，基本从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各地的游击队也损失惨重，如电影中就提到，在1949-1950年的冬季大扫荡中，全罗南道的南劳党损失了90%的成员。
但就在李承晚政权似乎已经平定了半岛南部的反叛活动、稳定了政局之时，金日成政权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数十万“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6月25日全面入侵半岛南部，开启了造成数百万人死伤、最终各方又回到起点的血腥战争。
绝境中的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在极大的意外中得到了生机，并似乎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廉尚珍用各种希望与画饼激励队员，但他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真的迎来了胜利。而人民军南下之后整个半岛南部的左翼，基本都是如此的喜出望外。
当他们从绝境中走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些出卖过他们的“叛徒”杀死。游击队骨干成员河大治结交的酒馆老板娘，成为其肃清“叛徒”的第一个目标。作为劳动党员和游击队骨干、无法顾念露水夫妻之情的河大治，亲手将曾经共患难的相好送上黄泉。
酒馆老板娘与河大治的感情，原本的确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虚情假意，但日久成了真情。河大治全家被“反共讨伐队”杀害，又和其他游击队员在山中颠沛流离，在苦痛中遇到老板娘，就寄情于她。而老板娘也为游击队提供了多次食品药品，对于处境艰难的游击队可谓颇有帮助。但后来她又在军警压力下被迫出卖游击队，以保全性命。如今形势再变，无路可走的她成了牺牲品。河大治不顾她的哀求，亲手将她处决。这样一个未亡人，挣扎于各种势力、不同男性之间，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她应该怪谁呢？或许就像河大治所说，“怪这个世道”吧。
而姜东植的妻子（即被廉尚九强奸后成为其情人的姜妻），也仰药自杀身亡。她在奸情被冒险回家探望的丈夫撞破、邑镇尽人皆知后，就躲到亲戚家里不再见人，但仍然想活下去。可局势一变，连苟且偷生的可能都不再有。在传统父权文化和社会风气下，她也无颜再见丈夫乃至其他所有人，只得自杀。
无论是姜妻还是酒馆老板娘，她们的遭遇和结局，都反映了在动荡时期尤其战争期间，女性总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被利用、侮辱、伤害的对象。男性虽然也命如草芥，但有更多主动性和反抗能力，甚至可以“逆袭”为统治者、压迫者。即便男性落魄沉沦，也不用经受女性才会遭遇的各种耻辱。而女性则如风吹的柳絮般无依、雨打的浮萍般脆弱，只能周旋于男性之间、依附男人中的强者而偷生。她们生要经受羞辱、背负重担，死去也免不了污名与谰言。且她们的生死，并不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男权暴力社会所操纵和导向。
而其他那些“叛徒”们，如参加了“国民辅导联盟”的前左翼人士，在游击队和人民军到来后，也都相继被抓捕和处决。这些人背叛左翼、出卖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也是权衡再三、觉得左翼败局已定而李承晚政权必胜，才下定决心叛变投诚。没想到，局势瞬息万变，人民军南下让形势来了个180度大翻转。而人民军抵达前，右翼还要最后利用他们一下，让这些人每天都参与反共游行表达忠心。他们左右不是人，在哪里都不被待见，即便谨小慎微、努力左右逢源，最终也难逃一死。
当然，当“叛徒”的他们的确不算正直之人，乃至看起来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可在那样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有多少人能总是站对队伍、或者仅仅依靠中立就能免于灾祸呢？你我若处于那个时代，或许生存能力和生命长度还不及他们。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一方来杀害，经历几次死里逃生和“陪绑”看到他人的死状，就会在这种如同“俄罗斯轮盘赌”一样的生死游戏中，精神崩溃、自戕而亡。
理想的崇高与实践的肮脏：左翼势力/共产主义者的初心、扭曲、分化、蜕变
这场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朝鲜战争”的战争，在韩国多以“6.25战争（即战争爆发日期）”称之。相较于长期以冷淡态度评价该战争的中国和美国，朝鲜和韩国则对此大书特书。而两国都将未能在战争中统一半岛，作为建国至今的最大憾事。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以极快的速度攻占首都汉城（首尔）、临时首都大田等地，韩国国军及驻扎在半岛南部的美军不断溃败。仅仅一个多月，人民军就攻占了80%以上的韩国领土，将剩余的韩美军队围困在以釜山为中心、半径数十公里的环形包围圈内，金日成政权统一半岛似乎就在眼前。而位于全罗南道的筏桥，此时当然也在“解放区”之内。
幸存的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终于结束了地下潜伏和颠沛流离，举着朝鲜的红蓝五角星国旗，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筏桥警署。而哭喊的老人拉扯着幸存的游击队员，向这些幸存者索偿其已丧生的儿子的生命，让这本来就不欢快的“解放”仪式更为沉重。而北部派来的党政军干部到来时，美军飞机对地面军民的扫射，让人们明白战争尚未结束。
四位北派干部与廉尚珍等本地南劳党人的对谈，让胜利的欢欣迅速变成内斗的裂痕。四位北派干部虽各有其职，但从言谈到表情皆如同一模子刻出。当廉尚珍兴冲冲介绍负责各方面的干部时，北派干部回应的“这些职位要审查后重新任命”，如一瓢凉水当头浇下，让廉尚珍等人的革命热情瞬间冰冷下来。而廉尚珍虽历经苦难，但仍然有着为人民争取权利自由和幸福生活的理想，认为当务之急是民生安定，但北派干部则执意将政治甄别和清洗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对于廉尚珍等人非常看重的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北派干部要他们内定一下上报名单即可，再次对这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南劳党人浇了一瓢冷水。
面对河大治等人的争辩，北派干部斥责他们“已经沾染了理想主义”，似乎理想主义已是一种败坏的思想观念。而北派干部言谈之间，也表露出对在“白区”斗争的南劳党人的歧视。这些掌握人事权的北派干部，明确告诉已经任职的南劳党人，他们的职位将重新审查和任命。
很快，北派干部就给南劳党人一个下马威。他们拒绝批准两位曾冒死为游击队做事的地下党员正式入党。河大治忍不住争辩，北派干部公开说出了“不信任南部组织”的话，将劳动党内的政治派系分野和斗争公开讲了出来。
朝鲜劳动党（及其前身共产党）内部的派系对立，自其建立时就已产生。劳动党主要分为四个派系：延安派，以在中国（尤其中国关内）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者为主，代表人物金枓奉；苏联派，以留学苏联和参加苏联红军的朝鲜人为主，代表人物许嘉谊；南劳派（又称国内派），以朴宪永为代表，主要是坚持在半岛斗争，又尤其在日本投降后活跃于半岛南部的地下党为主，代表人物朴宪永；游击队派，主要是在中朝边境和中国东北（满洲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人士为主，代表人物金日成。
这四派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想获取劳动党主导权。在北朝鲜政权成立以前，这几派往往各自为战，虽在一党却交集很少。但苏军接管半岛北部、着手扶植红色政权后，接触到实权的劳动党，其内部各派的交锋直接化。不过，由于此时北朝鲜尚有其他政治势力（虽被压制和边缘化），以及面临南部李承晚反共政权的挑战，暂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团结。但内斗已悄然展开。
苏军接管北部后，并没有扶植苏联派人士担任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游击队派领袖金日成。但此时金日成并未垄断权力，苏联派、延安派、南劳派也分享了权力。如果从功绩和付出的牺牲，南劳派（国内派）牺牲最多、功劳最大。
但南劳派恰恰是相对最为缺乏外部力量支持的。而其党员大多位于南部的李承晚政权统治区，一方面肩负重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超过一半成员无法直接参与北部政权。于是，南劳派成为劳动党内相对最弱势的派系，其首领朴宪永仅获副首相一职，未掌握军权。不过由于金日成政权“解放”南方还需要南劳党人的策应，也算给了南劳派一定的权力份额和地位。
但南劳党人在党内乃至整个军政系统中被看轻乃至排挤的情况，已经普遍发生。廉尚珍等南劳党人被北派干部训斥和挤兑，就是明显的体现。在金日成政权短暂统治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劳苦功高的当地南劳党人虽名义上成为各地党政军机构主管，但却受北派干部如“刺史”、“特派员”般的管束和颐指气使。而再后来，美韩军队反扑，最终金日成政权丧失对三八线以南控制，南劳党则立即被完全抛弃，首领朴宪永和另一重要人物李承烨被“摆样子公审”后处决。而南劳党的其他干部，则也纷纷失势，有的被处决，有的被送进监狱和集中营，有的被贬谪和边缘化。
而后来的“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又清洗了延安派和苏联派，由游击队派掌握全部权力；再然后，金日成又清洗游击队派内部“甲山派”等力量，其个人实现了对党、政、军、国家、人民的完全控制。而被肃清的各派成员，命运也与南劳党人完全一样，或死、或入狱、或被贬。
革命者残酷的内部斗争，反映着初心的败坏和人格的堕落。他们主要并不是为了理想和正义而争执（虽然有时也有此方面的因素），而是因为权力与私利勾心斗角。金日成政权从建立以来，就宣传资本主义体制下南部的韩国权力斗争如何恶劣、政客为私利不顾人民利益。可是金日成政权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对人民利益的蔑视，远胜韩国历届统治集团。
而革命者的败坏并不只是体现在权力斗争，而是革命的方方面面。或者说，这些左翼革命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通向恶的歧途的“革命”道路。。
但是，左翼所主张且已在北部推行的无偿分配土地政策，真的是对农民、对国家发展、对朝鲜民族最好的选择吗？金范佑在和他家里的仆人对话中回答了这一问题。金范佑问左翼分配土地颇有期待的仆人，如果左翼分配土地后，要求将收成上交、只配给一些口粮，这样愿意吗？仆人说配给当然不好受，收成由自己保留才放心；金范佑又问，如果是集体共同耕种土地、共享所得呢？仆人说那肯定就没人出力耕地了，私人拥有土地和收成才会积极耕作。
金范佑很精准的说明了土地无偿分配后的未来和“公有制”的弊病。在左翼尚未掌权和掌权初期政局不稳时，为收买人心，会无偿分配土地和允许农民保留一些收成（虽然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要上缴）。但当政权稳固后，就会将土地“归公（实际上就是归政权统治者所有）”，除保留/配给一些口粮外，其余的都要上缴，且比以前农民交给地主的比例还要高。而集体耕作和集体分配，看似促进公平，却降低了劳动积极性。于是，在低效劳动和强制征收的两层影响下，农民的所得还不如为地主做佃农，更不如做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而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全部验证了金范佑的观点。金范佑评价朝鲜半岛土地问题时，苏联已经过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从乌克兰到哈萨克，出现大规模饥荒和农民饿死。但即便有前车之鉴，中朝越还要重蹈覆辙。当然他们承诺过不会像苏联那样，而是会相对和缓和人道（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相关解释和承诺）。但他们掌握了权力后，就完全翻了脸，其土地政策导致的低效和征粮残酷程度，还超越了苏联，因此导致的饥荒，累计死亡的比例也比“老大哥”高出许多。
为什么会这样？左翼的共产主义初心，为什么变成这样的灾难？简而言之，就是高估了人性的善良与无私，低估了人性之恶与自私。共产主义理想隐含的前提，是拥有权力者能公正无私的分配利益，人民也都积极为公共利益工作/耕种、利人超过利己。
可现实完全是另一幅样子。一部分左翼在当权之前，的确是有理想和无私的。但“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一旦掌权就变成另外的模样。而还有一些左翼，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益而参与革命，理想只是掩盖其丑陋本质的幌子和遮羞布罢了。

农业同样如此。无论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朝鲜的集体农场，都是低效的，农民也都是饥饿的。在农村实行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时期，排除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因素，粮食产量都不及之前的私有制时期。而这些政权为发展工业和保障城市居民生活，都推行强制征粮政策，从苏联的“余粮收集制”到中国“统购统销”（朝鲜当然也有类似的政策），都通过压榨农民实现工业化。这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处境，束缚了农业发展。
显然，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违背了人性，共产主义者试图消除人自私的一面，结果是完全失败，还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金范佑准确预见到了左翼（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弊病、将会出现的灾难，因此拒绝加入南劳党及其支持者行列。可是，廉尚珍、安昌民、郑河燮等知识分子，却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连温柔善良的女教师李知淑，也试图将她的学生们培养成革命者，灌输阶级斗争理论，并对金范佑坚持的民族主义观念视为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思想而排斥之。他/她们坚定的相信，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的目标：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必然能让人民都解除压迫、得到幸福。他们也认为，劳动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必然可以带领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
“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空中楼阁与红色极权下修罗地狱般的现世实情
可是，后来朝鲜七十年的历史（以及相对应的韩国的变迁），应是让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始料不及，也必然后悔万分的。
理想与现实的天渊之别，何止体现在土地问题。几十年来的朝鲜，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际关系，几乎一切领域的实情都与革命者的理想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也远比资本主义的韩国差劣，乃至还不如封建时期的半岛社会。
左翼革命者们所设想的朝鲜政治体制，是代表工农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且是远胜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有着充分和真实民主的“人民民主体制”。可是，虽然包括“最高人民会议”、“朝鲜人民军”在内的许多国家机构和组织都冠有“人民”一词以为装饰，但朝鲜政治体制的实质，却是混合传统君主专制和现代法西斯独裁的专制政体。除在最初几年略有一定包容性，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朝鲜劳动党垄断了一切权力。而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人，又垄断了劳动党的一切大权并代代相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令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革命者瞠目结舌的封建世袭王朝。
在金家和劳动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不仅不能掌握权力、参与政治，连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荡然无存。与中国的毛时代类似，朝鲜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户籍制度、配给制度、基层公共治安体系等，将人牢牢的束缚在户籍地乃至具体的工作单位/学校/住所，连前往其他道（省）、郡（市县）都需要相关证件和“介绍信（路条）”。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的丧失，让人们都只能任人摆布。
而朝鲜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后，并未去建立一个无阶级（或全为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而是将朝鲜国民划分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敌对阶级”这三个权利与义务相差巨大的三个阶级，曾经的革命者、烈士后裔，以及佃农、贫农和拥护政权的知识分子等革命争取对象成为“人上人”，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中间派成为既拉拢又控制的对象，而朝鲜封建时期和日据时代的地主、资本家、官僚、宗教信徒等，则成了“敌对阶级”即贱民阶层。
这种阶级的“翻转”，被朝鲜官方宣传为被压迫者的解放，以及对阶级敌人的合理压制和防范。可事实上，则是曾经的革命者和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压迫他人的剥削阶级；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则成为与当年的贫农佃农类似的不公社会的受害者。而且，阶级身份是世袭的，下等阶级成员除非有特殊贡献才能跃升阶级，否则世世代代都要在相对更少权利和更多义务/负担的阶级生活。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过，革命者在推翻旧的体制和旧势力后，会不自觉效仿被推翻对象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评价被一次次应验。如朝鲜这样的阶级划分、世袭传承，与封建等级社会本质有何不同？金家和劳动党特权阶级，难道不是王室和“两班”贵族的翻版吗？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差异，还是有的。传统的“两班”贵族往往有家学传承，重视道德礼仪，博览群书识见广泛。而且，他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义务（既有道德层面的，也有法律层面的），并做出远超平民的贡献。他们中起码一部分人，也对平民百姓有同情悲悯之心，也能善待佃农和奴仆等“下人”。如影片中金范佑父亲金思镛就是典型。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就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而朝鲜历史上也不乏有才能、勇气、同情心的君主，如朝鲜王朝的世宗李裪（tao)（即“世宗大王”）、成宗李娎（xiao），皆是贤明君主。
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权贵阶层则不然。这些人道德和知识水平都很低下，他们对权力斗争的热衷远超过治国理政，对百姓的不满只会用暴力压制，让朝鲜人民生活在地狱般的环境中。他们掌握大权后，强取豪夺、鱼肉百姓，有些权贵更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们有了古代贵族的地位与权力，但没有后者（起码其中一部分较好者）的道德、知识、责任感。

朝鲜整体如此黑暗，弱势身份群体更是苦不堪言。在朝鲜，残疾人的生活如同地狱。无论是脱北者的讲述，还是联合国及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都反映了朝鲜身心障碍者绝望的处境。许多身体残障者被遗弃任其自生自灭，精神病患者被关在集中营。在朝鲜首都平壤，见不到一个残疾人，因为所有残疾人都不被允许在平壤居住，即便未被遗弃和关押者也被驱逐出这个作为朝鲜国家和金家政权门面的“首善之都”。
如果说残疾人只是占人口少数的边缘者、不具备代表性，那朝鲜女性的境遇更能说明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封建保守顽固的实质。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妇女的解放、对束缚妇女的传统体制与礼教的批判，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乏女性的积极参与，朝鲜也不例外。作为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男权、父权、夫权多重压迫的女性，自然极为渴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解放和新生。影片中的女教师李知淑就是很典型的女性革命者。
一开始，朝鲜一系列社会改造的确促进了妇女解放。从前只能做家庭主妇、更无法参政的妇女，普遍获得了工作，一些人还成为国会议员、政府公务员、法官检察官，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和家庭束缚，成为自立的新女性。这不仅在朝鲜半岛历史上难以想象，也比同时期的韩国要进步的多。
但这种进步并未持续太久。在金日成政权逐渐稳固之后，为了统治更加稳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停止，对女性的态度和政策趋于保守。其实，即便一开始，朝鲜的妇女解放也是有局限的，受益的主要是出身权贵和干部家庭的女性，女性白领阶层也都集中在特权城市--首都平壤，平壤之外尤其乡村仍然是以传统道德与规范约束女性。
随着时间推移，朝鲜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日趋沉寂，女性权利自由也逐渐收缩。作为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其最主要考虑的是统治稳定，维持统治的直接手段是暴力（这也意味着要取悦男性、压制女性），间接手段是传统的纲常等级伦理。因此，金家政权不仅终止了妇女解放，还软硬兼施的逼迫女性重新回归家庭主妇的角色。
而政坛上活跃的女性也在减少，或者成了统治集团内示外宣的花瓶、男性政治人物权力斗争的工具。最典型莫过于朝鲜女性游击队员、独立运动家、政治家朴正爱。她是朝鲜政权建立前期身份最高的女性政治人物，也是朝鲜官方妇女组织“民主女性同盟”委员长，并跻身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但她在政坛数十年间，几乎毫无存在感和实际作为。不过，在劳动党权力斗争的高潮“八月宗派事件”中，她支持金日成，因此得到信赖和擢升，也成为被利用更久的“花瓶”。而在国际上，朴正爱与中国的宋庆龄一样，经常参与“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之类会议，明面代表的是本国女性，实则只是独裁政权的传声筒。
最为位高“权重”的女性如此，其他的朝鲜妇女包括女性革命者更不会好到哪里去。影片中的女教师、筏桥女盟委员长李知淑同志，后来即便没有死于战争和政治清洗，也必然成为与她上司朴正爱这个“大花瓶”角色相仿的“小花瓶”罢了。
朝鲜女性权利自由不仅在金日成时期收缩，到了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对女性的奴役和侵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由于1990年代以来朝鲜的经济崩溃和饥荒，朝鲜犯罪率大增，弱势的女性成为作案的重点目标，涉及人口贩卖、强制卖淫等针对女性的犯罪也暴增。而许多逃亡中国的女性“脱北者”在逃亡途中及抵达中国后，也往往遭受性侵害及其他伤害，甚至殒命他乡。
而金正恩时期，对于女性的着装和言行虽有放宽，但社会环境整体对女性仍然是极不友善的。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虽
位高权重、频频亮相，但她无法代表最大多数朝鲜普通妇女的境遇。据“人权观察”等机构的调查报告，从公务员到农妇的朝鲜女性广泛遭受性骚扰、性侵害，朝鲜无权无势的女性广泛的沦为男性的玩物。加害者有官员、军人、警察、保安、黑帮，乃至许多朝鲜普通男性国民。有些朝鲜男性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外国游客的面抚摸女同事身体，可想而知在阴暗处有多少罪恶。而即便是平壤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也大都居家作为家庭妇女服侍男性，而没有独立的权利和条件。
对这一切，金家乃至整个劳动党统治阶层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放任这一切发生。他们一方面压迫下级特权者和朝鲜民众，另一方面又纵容这些被他们压迫的人去压迫更弱势的女性，以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女性成为政权和男权共同剥削欺凌侵害的对象，成为男性的发泄品。而在具体对待女性的政策和价值理念上，金家政权都充分借用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要求女性服从男性的礼教纲常。
这一切，必然是当年参与朝鲜半岛“社会主义革命”的女性始料未及的。她们没有想到，她们为之奋斗而建立的政权，成为了女性的地狱。
总之，无论是朝鲜国民整体处境，还是弱势群体的遭遇，都反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既不“民主”、又非“人民”所有，更不是“共和国”，而是由金氏家族及劳动党各级权贵世袭罔替、强取豪夺、奴役大众的专制王朝、人间地狱。
如此的境况，那些曾经奋不顾身为朝鲜“社会主义”新政权建立而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革命者们，活着且未蜕变者的必定后悔莫及，死去的则是死不瞑目。
尤其朝鲜战争中那些冒着死亡在前线作战、试图统一祖国或起码多占一些领土的朝鲜人民军官兵们，应是想不到他们每多开辟一寸土地，未来给民族的牢笼就扩展一分，也有更多同胞成为地狱中的一员。
如1950年8-9月在洛东江附近精疲力尽、但仍忍着疲惫、饥饿、轰炸、阻击而拼命突击的人民军官兵，必然是怀着国家即将统一的激情、半岛将被共产主义解放的理想，在不惜生命的全力奋战。成千上万人倒在了洛东江两岸，江上也飘满人民军的尸体。而仁川登陆打破了他们的梦幻，他们也必定绝望至极。可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溃败，才让半岛更多领土属于自由世界，而没有像三八线以北那样陷入长久地狱。如果他们突破了包括洛东江在内的“釜山环形防御圈”、统一半岛（以及将济州岛也占领），那朝鲜民族/韩民族就完全陷入黑暗、后来半岛南部的成就与光耀也将完全不会出现。

革命尚未成功，幻梦已初醒
虽然朝鲜的一系列悲剧大多是在金家政权稳固后才发生，但在革命尚未取得胜利之时，“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就已逐渐暗淡。
影片中北派干部的骄横、对南劳派的歧视，只是革命走向畸形的表现之一。更能反映北部政权可怕的，是它强制要求所有人服从、保持一致的暴力垄断、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倾向。
金范佑作为“开明地主”的后代，被强制要求担任当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不从，就被北派干部中负责肃反的金同志指责其“接触美国人（哪怕他在接触时是拒绝了为美国人做翻译）”，被金同志扇耳光、被其手下殴打；
筏桥的人们，从男性青壮年到妇女儿童，都被强制或变相强制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动员。整齐划一的着装和动作，预示了朝鲜国民未来的模样；
口口声声为农民谋利益的劳动党，强制征税征粮太甚，已民怨四起。基层党员反映这会失去民心，上级却仍然坚持征收；
作为无神论政党，劳动党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包括朝鲜民间的巫术、法事也在禁止之列。影片中的巫女、郑河燮的女友素华，也就失了业。可治安队长姜东植，因思念亡妻、受不了睡梦中总有妻子“魂魄”缠绕，还是请求素华为其亡妻做法事超度。而郑河燮却试图阻止其女友/未婚妻为他人做法事。
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朝阳下并不都是光辉，专制阴云的暗影已然暴露。
一直保持坚定革命信念的廉尚珍，思想也逐渐动摇。虽然他在战局不利、政权不稳下仍然强作镇定，鼓励大家都振作起来。可他自己也陷入对革命的困惑中。或许是他的思想有所暴露，也或许只是没有足够谄媚北派干部，廉尚珍已经被监视了。
当他回到家中，发现了自己的弟弟、也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敌人廉尚九在家中藏身，并未抓捕后者，而是在紧张的聊天对话后将其放走，甚至还把自己的枪送给弟弟防身。
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是不能顾忌亲情的，何况廉尚珍和弟弟还做了许多年的现实敌人。但是如今廉尚珍却放走了弟弟，这说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动摇。廉尚珍为劳动党和革命理想出生入死，但却被北派干部欺压，自己还遭到监视。而自己离家干革命的这些年，母亲和妻子则多亏了弟弟的照顾。或许廉尚珍明白了，相对于远观伟光正、实则冷血的劳动党，以及缥缈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真实和温暖。
但廉尚珍还来不及做更多反思，美军在仁川登陆、围困釜山的人民军被反攻，筏桥也即将被占领。刚刚建立的劳动党筏桥党政机构，不得不紧急撤退。在紧急会议上，安昌民和李知淑握紧对方的手，同样是反映了私人的亲情/爱情比共产主义的同志情谊更加紧密和坚固。
而姜东植妻子的法事，即便受到阻止，还是在劳动党撤退前夜由巫女素华主持举行了。正如素华回应郑河燮所说的那样，做法事是一种对老百姓精神世界的一种慰藉。
而郑河燮所认为的“不应该相信死后有灵、只有现实世界才是真实的”的无神论思想，从事实层面是正确的。可现实世界是怎样一副光景？姜妻的法事尚未结束，姜东植就带着手下去杀死那些“反动分子”了，哪怕那些人早已投降、已接受劳动党政权的管理（否则一开始就被清算了）。刀枪齐下，又是多少冤魂的悲鸣。
这样的“现实世界”，人们都想逃离而不得，只能忍受恐惧与痛苦，在生死之间苦苦挣扎。在身心的煎熬中，人们当然希望得到一些心灵慰藉。于是，在巫女主持的姜妻的法事上，人们都聚拢而来，倾听巫女的祭曲。
但人们奢求的片刻安宁与安慰也不再。劳动党军人四处杀害“反动分子”，枪声夹杂在巫女的悲凉歌声中，让歌声更悲凉。
金范佑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者，还试图劝说廉尚珍停止杀戮。廉尚珍终究还有一些良知和理性，下令河大治停止报复性屠杀。可河大治公开顶撞，声称他们已无法节制。
河大治们如此杀戮，是天性残暴吗？并不，只是在利益和意识形态分野下，左翼和右翼、劳动党和南韩政权之间已经相互杀戮了许多次，结下血海深仇，恶性循环，已没有了和解共存的余地。
河大治们或许本来已经不想再杀戮，否则在重返筏桥之初就会杀掉这些人。但是，新政权控制筏桥不到三个月，又一次要撤退和转移。且不说美韩军到来很可能会报复来不及离开的党政军人员及家属、支持者，即便想到又要颠沛流离，就忍不住再下杀手了。甚至，在收拾行李、销毁机密文件、砸烂办公室时，就会怒火中烧，并将怒气撒在前右翼人士身上。
何况，依靠暴力得到的臣服并不可靠，这些臣服者可能转眼又会反叛。即便仁慈一些饶过他们，一定能换来美韩尤其韩国右翼人士不报复留下来的自己人吗？如果不杀对方的人，对方却残忍的杀“我们”的人，那岂不是“吃亏了”？再想到自己的亲人被对方阵营残杀（如前述，河大治家人就被“反共讨伐队”杀害；姜东植妻子被廉尚九霸占并最终自杀），又找不到杀人者，那就拿这些人泄愤吧。此时不杀，过时不候。所以，杀吧。
就在这些心态下，在撤退前一刻，河大治们对手无寸铁、已顺服新政权的南部右翼政权的党政军成员及其亲属和支持者大开杀戒，哪怕对方是他们的同胞、同乡，甚至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和邻居。
无力制止手下杀戮的廉尚珍，既是回应金范佑又是自言自语般的说：“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读马克思，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我发誓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但是，从某一刻开始起我却开始迷失了。哪里出错了？如果我能，我愿意重新开始”。
而当他说到“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时，镜头给到了墙上的朝鲜国旗和国旗下的金日成像。此时朝鲜的个人崇拜已然开幕，个人独裁也在形成。这样的政权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世界”吗？“哪里出错了？”当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从建立时就已经变味了（如果追溯更早，参与革命“打江山”的目的也大都并不纯粹），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干部也都蜕变为掠夺者和堕落者了。
理想和现实的撕裂，撕扯着廉尚珍，也撕扯着其他许多真诚的革命者。面对金范佑指责其双手沾满鲜血的行径时，廉尚珍并不忏悔，认为所杀的都是“反动分子”。金范佑斥责他“以杀人为手段、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绝不是拯救人的意识形态”。
但廉尚珍已没有时间再思考和回答。在焚毁房舍的火光中，廉尚珍匆匆离去。
两位都曾做过金范佑学生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安昌民和李知淑，还算没有忘掉师生之谊，匆忙逃亡时还对老师脱帽鞠躬。不过，这应是永别了。或许他们也和廉尚珍一样，困惑于现实与理想的相悖，思考过许多重要的问题。但已经没有机会对话和表达了。
巫女的法事进行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金范佑感佩巫女的敬业、对死者的尊重。巫女告诉金范佑，做法事就是不要让生者沉溺于仇恨，抒解哀怨。
影片的最后一幕，用字幕告诉了人们，三年的朝鲜战争，双方总计有242万军人、286万平民丧生，结局则是无人胜利。希望“重新开始”的廉尚珍，参加了南部游击队（“南部军”），继续与韩军作战。但停战后，他们被遗弃在了南部（这一定程度也和劳动党权力斗争、金日成故意遗弃“南部军”以削弱“南劳派”有关），最终被韩军在此后数年内全部歼灭。
根据原著，面对韩国军队的围剿，绝望中的廉尚珍用手榴弹自杀身亡（他的上司、“南部军”总司令李铉相，也在韩军围剿中被击毙）。他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另外的500多万条生命也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
如此多的冤魂，能够“魂兮魂兮，归于天宫”吗？
剧终事未终：半岛斗转星移的变迁、韩国人民的反思与奋进
转眼间已过了七十余年，半岛又经历了许多变迁。曾经的人们绝大多数已往生，但半岛如今的一切都与影片中的年代息息相关。
最明显的，就是一条停战线将半岛一分为二，两个在七十多年前就在对峙的政权仍在对峙着。北侧的那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成为金日成家族的私产，且已传至第三代。其具体所作所为，前文已有纪述，不再赘言。
而半岛之南，则发生了更多更曲折的历史转折与变迁。作为韩国缔造者之一、在与金九等人残酷的权力搏杀中胜出的李承晚，虽然维护了国家独立与主权，但在经济上无所作为，政治上则逐渐陷于独裁。1960年的“4.19革命”让李承晚黯然结束政治生涯，流亡至美国直到死去。
但继任的尹潽善-张勉政权无力改善经济，上层权斗剧烈，社会动荡不安。下级军官出身的朴正熙看到了机会并发动政变，并大获成功，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政府时代。而军政府一方面反共和镇压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委任技术官僚发展经济，缔造了惊艳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国力也日益增强，但政权腐败和社会不公也在侵蚀着大韩民国。
在专制下，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不像朝鲜劳动党垄断了政治权力，韩国即便专制最严酷时期也仍然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和有限行动。以金大中、金泳三等人为代表的在野民主势力，坚持不懈的与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专制保守力量斗争，并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让韩国实现了由专制到民主的和平过渡。
1950-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专制与社会的暴力化，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朝鲜战争前后革命与暴力的延续，腐败、暴力、弱肉强食，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撕裂，都是南韩政权建立时就已有之的沉疴痼疾。
直到20世纪末的韩国，才真正实现了建国时就声称实现了的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人权保障也逐渐落实。也正是这时，饱受了百年殖民统治、战争、独裁、腐败、贫穷折磨的韩国人，才得以缓过气来，回顾自己、父辈、亲人、同胞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悲欢离合、苦辣酸甜，并反思苦难的根源、寻求民族与每个个人的新生之路。《太白山脉》也正是在民主化成功后改编为电影、并获韩国最高电影奖青龙奖的。
1990年代的韩国，还有许多亲历过1940-1950年代革命与战争的老人。对他们而言，韩国数十年的变迁并不能带走旧日的记忆。对比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曾经的残酷时代既恍如隔世，又更显恐怖、更加记忆犹新。而年轻一代，往往对老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难以置信。但也有许多年轻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历经民主化的浪潮，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权问题颇为关注。而社会中坚的中年人，大都经历过光州事件及民主运动的洗礼，也更多的从父辈那里了解了韩国过往的血雨腥风。
于是，韩国各年龄段、各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在物质充盈、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开始探索韩国历史上那些悲惨的岁月、那些岁月中的人和事。从描绘朝韩分裂与战争导致亲人死难、兄弟反目的《太极旗飘扬》，到讲述同胞相残、战争泯灭人性的《高地战》，再到朝韩暗杀战下底层军人成为牺牲品的《实尾岛》，都将血淋淋的历史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出来，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同胞内战的悲剧与无意义、平民大众在时代波涛中的绝望与无奈。
例如在《高地战》中，为争夺一块停战线附近的高地，朝韩双方两支部队不断的厮杀。在厮杀中双方曾有过友好往来，也都盼望着战争结束。可上级一次次命令他们互相残杀，以在彻底停战之前多取得一块土地。剧中，一位少年韩军士兵射杀了一位年龄相仿的少年朝军，颇为不安。而老兵安慰他：“咱总不能替他死吧”。同胞骨肉，却不得不你死我活。剧终时，濒临死亡的朝军军官，也与廉尚珍一样表达了对内战意义的困惑、对革命前程的迷茫。这也是许许多多朝鲜人和韩国人共同的疑惑与迷茫。
对韩国人而言，最难以释怀的，是那些年血腥的内战、500多万人的死亡，并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正面价值，是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内耗，生灵涂炭、国家分裂、同胞离散。而这一切原本不应发生、不必发生。
而与同胞相残之惨烈相比，韩国的世仇、欺压韩国上千年、殖民其数十年、残杀奸淫无数朝韩民族男女的日本，却以很小代价度过战败的低谷期，在和平稳定中更早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日本右翼和军国势力，从未被清算且仍假借和平面目蛰伏待机。真正的仇敌未予歼灭，手足同胞却厮杀的血如涌泉。这是多么扭曲和错缪啊。
而战后韩国被独裁者和野心家宰制的数十年，经济虽有发展，但人权侵害无处不在。从收容机构“兄弟之家”虐待流浪者和孤儿，到“三清教育队”将政治犯和“不良青年”送进集中营，再到光州和首尔流血死亡的学生和市民，还有全泰壹为代表的劳工自焚呐喊，经济繁荣的背后到处是肮脏与暴力。这些也都给韩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充满悲剧的韩国近现代史，反而激发了韩国进步派知识分子深彻的反思、广大国民的奋进。韩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反思历史和批判现实的影视作品，正是韩国人经历惨痛的历史后，才明白要痛定思痛、探析悲剧的缘由，不让悲剧重演。
从《收件人不详》到《黑水仙》，讲述了战后韩国社会持久的阵痛与国民的挣扎；从《共同警备区》到《国境的南边》，韩国许多电影都在探讨三八线两侧的断裂与连接，一次次唤起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则是在努力回溯曾经难以侦破的杀人旧案，不让时间冲淡和隐匿曾经的罪恶；从《薄荷糖》到《挖掘机》，韩国知识分子和大众从未忘记光州的悲剧，也并不因时间推移而淡忘旧恶；从《熔炉》到《素媛》，都在促进韩国对性犯罪的关注和预防；从《马粥街残酷史》到《蚯蚓》、《黑暗荣耀》，对校园暴力的关注、解读，及为受害者的呼喊，韩国站在了世界前列，也为中国校园暴力中难以言说的国人受害者代言；《恐怖直播》和《圣殇》，则通过描绘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的处境与心理，反映弱势者受害是权贵压榨和大众冷漠共谋造成，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新世界》和《局内人》则以大尺度的演绎政商高层权力斗争、利益博弈、鱼肉人民、骄奢淫逸，来鞭挞统治阶层的丑恶、表达对正义社会的追求。而韩国的《共和国》系列剧，更是全景式展现了韩国从建国至1990年代政坛内幕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第五共和国》，更可谓影视版的政治史诗，生动如《史记》、品味胜《离骚》。韩国知识分子尤其影视界的进步人士，用影像作枪炮，向不公不义的社会宣战，唤起人民的良知与正义感，并推动现实的改变。
这些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反响，离不开许多思想进步、关怀人民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无论是林权泽、奉俊昊、金基德等影视巨匠，还是安圣基、宋康昊、河正宇等国民巨星，都倾心社会现实，通过编排和演绎出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的剧情，增长公民的识见、丰富民族的情感、唤起大众的良知，为韩国社会革新与民权保障做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
在政坛上，以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为代表的韩国进步派，在民主化实现后坚定的走向国家变革的“深水区”，与保守顽固势力激烈博弈。虽屡遭挫折，但前赴后继。正是他们在政坛的奋争，让韩国的社会革命得以进行和拓展，旧日积弊被逐步拔除。
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韩国才是真正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塑立了独立自主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韩国国土面积仅有中国百分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但韩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影响力，尤其官方宣传能力和渗透力，都远超中国。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对外问题上非常团结。尤其在体育赛事中，韩国运动员和观众都展现了极强的民族情感和凝聚力。韩国民族精神的勃发、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扬，同样是在长久遭受外敌欺压和内部贫弱后的强烈反弹。
在韩国全方位崛起的同时，各种新的问题也越发突出，社会矛盾反而更为尖锐。女权问题最为典型。无论是传统礼教纲常，还是现实中男性对权力和资源的主导，都在压抑着女性的自由解放。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问题也普遍存在并严重损害女性身心。经济繁荣并未有效促进女权的充分实现，反而让女权问题更加凸显为社会革新中的最大难题。此外，贫富差距、高房价、低生育率、军中霸凌、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等，也日益得到暴露和关注。但对于这些涉及人性和社会结构的弊病，暂时还没有改变/根治的办法。
但无论如何，韩国已经在基础人权和法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自由民主也成为全体国民尊奉的价值指针。韩国的民族主义也颇为正当正义，且成就斐然，真正实现了民族复兴。
韩国最近数十年来的这些反思与成就，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补偿前失心态下的强烈激励，以及反思与变革的良性循环。沉重的苦难史没有导致韩民族的沉沦，反而令其涅槃重生。经历过生命与尊严被残忍践踏，韩国人民无比的重视人权与正义，不仅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还要尽可能追溯历史、修复创伤、告慰逝去的受难者和英雄前辈。韩国进步人士编撰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以及在日本大使馆前树立的“慰安妇”铜像，以及对光州事件的深彻反思与对刽子手们的批判，就反映了韩国人民不忘历史、在实现民族复兴后告慰前人的心志与行动力。
虽然，许多逝去的生命和承载的痛苦，仍然是无法追回改变。在现实层面，无论是国家统一民族团圆，还是繁荣发展下的种种新问题，解决起来也遥遥无期。可他们终究是觉醒了，抗争了，取得一些成果了。而未来韩国的前景，虽然仍然暧昧不明，但希望多于绝望。
最重要的是，韩国的民权保障、经济繁荣程度，说是朝鲜百倍都不夸张。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半岛，一条三八线，两侧的天渊之别，既是因为朝鲜的极度失败，也是因为韩国的巨大成功，更反映了韩国即便再多不足乃至黑暗面，其文明程度也是红色极权无法企及的。
华夏与半岛：民族命运的异同与人心世情的微妙连接
半岛发生了这些，而在它所连接的那块大陆上、在华夏大地，也发生过既颇为相似，又颇为不同的历史转折与变迁，决定了更大土地和更多人民的命运。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中共崛起当政与朝鲜的相似和不同
对中国历史略有研究者，都会明白这种相似。简而言之，与朝鲜半岛一样，中国同样兴起了既波澜壮阔、又浊流汹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从西方传入、在20世纪初广泛传播、都曾经既有共产主义革命性质又有民族解放性质（如半岛“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都受到苏俄（联）的大力支持、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大规模参与、土地问题是冲突博弈的焦点、引发了残酷的暴力革命和血腥内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同样与民族主义势力（国民党集团）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并最终分道扬镳且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两国也都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均遭日本打断。但两国/两国“共产主义”政权都并不激烈反日甚至较为亲日，却对帮助本国本民族抗日解放的美国视若寇仇、百般诋毁对抗。还有一些颇为相似的细节，如中共也是从北到南“解放”中国大陆，而反共民族主义势力则在南方以防御姿态相抗。
而中共取得中国大陆控制权后，所作所为与金家的劳动党同样充满相似。无论是权力垄断、一党乃至一人独裁；剥夺公民各项权利自由、将国民变成现代奴隶；实行户籍制度剥夺迁徙权、将不同阶级和区域的国民分成若干等级；对敌对力量、异见知识分子、内部不同派系的残酷清洗、肉体消灭；经济上禁制自由市场、完全计划经济、没收农民土地和收成，以及造成经济乏力乃至饥荒；无神论意识形态蜕变为一种新宗教、大兴个人崇拜、领袖人物被神化；一方面大规模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文道德，另一方面又利用传统的礼教纲常和驭民之术规训控制国民，且极度忧虑和全力抵制从西方兴起且普世全人类的人文科学与自由主义思想……两国在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相似。而两国的红色极权，也都控制国家七十多年，至今仍存。
而两国、两个民族，虽然有如此多的相同，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如中国在1978年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并行，拥抱西方的同时又防备西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又颇为可观的繁荣富裕。而朝鲜金家政权，则仍然高度专制和封闭，多数国民迄今仍然在饥饿中挣扎。
还有的区别，则更值得详细探析。在朝鲜，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集团仅仅控制了半岛的半壁江山，且人口仅有南部的一半。朝鲜民族/韩民族的大多数国民，反而属于自由民主阵营一方，北部的影响局限于三八线以北，也难以对南部形成足够威胁。因此，朝韩民族仍然保留了独立的民族意识，以及基于民族传统和民族意识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行、人文风貌、国民团结，及在这些基础上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化成就，让朝韩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族群之林。
而中国、中华民族、汉民族的境遇则大相径庭。因为在中国，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实际则是混合中外专制特性的中共势力，从1950年代初起就控制了除台湾、香港、澳门及少数边境争议地区外的中国全境、控制了95%以上的中国人和汉族人的生死与命运，并垄断了权力与暴力、无所顾忌的在华夏大地肆虐横行。
从清算早已投降甚至“起义”的原国民党/国民政府人士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到对知识分子清洗的“反右”，再到几乎摧毁一切人与物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尤其汉民族的道德修养、历史传承、人文风貌、文化积淀，都被摧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整个中国大陆都陷入了由毛泽东操纵、中共其他野心家和暴力分子广泛参与的暴力、混乱、癫狂。数千万人直接死于各种暴力，而数亿国人则几乎全部生活在苦痛中（毛泽东也不例外，同样在残酷权力斗争中惊恐不安，直到死去）。
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民生、思想文化、文教科学虽然有所恢复，但经济社会成就颇为有限，政治专制仍在继续且于六四事件后重新强化。更重要的是，汉民族的道德理想、民族精神、国民意识，仍然饱受压制。专制统治下缺乏民族意识与凝聚力的国民被“原子化”，被权贵阶层剥削欺凌，不仅物质上损害巨大，精神领域也异常扭曲和空虚。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的中国，民族声带被挪用、正义之声无法伸张、歌功颂德大行其道，既外表华丽，内部又死气沉沉。中国大陆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既没有民权，又生计艰难，也缺乏真正的信仰和良好的道德，精神生活或空虚或糜烂，长期处在麻木、堕落、沉沦中。
直到2022年，中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超过1200元。而同时，中国权贵阶层家资都不低于千万。物质还在其次，国民普遍没有尊严、饱受愚弄欺辱，才是最惨痛可悲的。最近三年中国为防治新冠疫情而实行的“清零”政策中，从内陆重镇西安到边境小城东兴，从贫困的河南罗山到发达的东方明珠上海，人民被歧视、殴打、驱赶、囚禁、饿饭……这是21世纪，国人的处境却如封建帝制和殖民地体制下被剥夺权利自由的臣民一般（甚至比许多殖民地都不如）。
因此，70多年来的这个窃取了“中华”之名、更非人民所有、也无“共和”之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全国各族人民的大监狱。
而中国大陆，有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也极大的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的特色与格局。中共与世界各独裁专制国家勾结，并渗透各民主国家及第三世界、对抗欧美主导的自由民主阵营。而朝鲜金家政权之所以能生存至今，中共中国对其的支持可谓是根本性、决定性的。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还明里暗里输出以侵害人权、欺压弱势为代价，保障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共的独裁专制和对人权的侵害，极大的阻碍了世界的民主、进步、互信、和平、繁荣。如果没有中共独裁、中国实现民主化，今日的世界早已在整体上结束各种不必要的对立与冲突，实现基于普世价值的一体化。中共对14亿人的宰制，成为了世界走向进一步文明的最大障碍，而中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成为它的受害者。
因此，无论从影响的规模、范围、复杂性，中共政权都远超朝鲜金家政权，对华夏大地和世界文明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共政权这个踞于亚欧大陆的庞然巨物，相比仅居这个大陆一角的半岛中一半土地的小国朝鲜，显然更加难以撼动和颠覆。仅仅依靠十多亿“人矿”、各种自然资源、中华文明的“老本”，就能让它继续保持生命力、活力、韧性。它也能比朝鲜更加持久的侵害人权、迫害大众，让这个世界最大的“集中营”持续运转。
为什么中国变成了这样？中共为何能够取得对中国大陆全境的控制并统治至今？为何美国没能阻止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没能像朝鲜那样直接出兵？国民党集团为何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未能保住？
回溯1945-1949：误判、轻信、“心软”，是让中共掌权中国沉沦的关键
这要追溯回1945-1949年寻找答案。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沉浸在击败日寇、重新迎来和平的喜悦中；另一方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势力，各执一词并激烈冲突，中国前路未卜。而美国和苏联则也积极介入中国局势，试图将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拉入己方阵营。
但是，当时的各方，无论国民党、第三势力、中国民众、美国方面，都没能预料到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低估了中国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
在当时，国民政府颇为腐败，治下的中国乌烟瘴气、一片脏污，社会死气沉沉，民众怨声载道、第三势力激烈批评，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国府有所嫌弃。而中共给各方的印象，却是淳朴而富有理想主义，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于是，各方都对中共颇有好感，而对国民政府/国民党集团很是厌恶。国内各界民众对国府的抗议从不间断，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评也十分激烈，美国也拒绝对国民政府进行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坐观国共冲突的成败。
但当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垄断了权力，就将投诚的敌人、中立分子、同情中共者、中共内部不够忠诚者，纷纷除掉，即便不死的，也被斗的死去活来。例如镇反运动，就将已投诚甚至“起义”有功的、以国民党人士为主的数十万至更多人处决。这些，当然是在国共争霸中动摇、中立、同情乃至最终选择支持中共者，完全没想到的。尤其那些被处决者，临死之前，有些完全懵了，有些则必然肠子都悔青了。
1947年的中国东北四平市，国共内战正酣。国军名将陈明仁固守四平，击败了林彪率领的中共军队的围攻。陈明仁看到中共军队在国军阵地前尸横遍野，不禁十分伤悲。他知道中共军队也是为理想而战，而国军同样是为中国的统一与民主，手足相残又是何苦？这也是当时许多国军官兵的想法。相对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与勇气，内战中国军士气低迷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不认为内战是必要的，且许多人内心同情敌对的中共，认为中共官兵更有理想和值得尊敬。
国军普遍是这样的心境，当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态度歼灭中共，甚至明里暗里“放水”。在国共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即国民党所称“徐蚌会战”）中，国军司令杜聿明、邱清泉等人基本看穿了当时潜伏在国军中的共谍郭汝瑰拟定的战役计划的用心，如邱清泉就对郭汝瑰说：
“你今天这个部署就等于当年项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陈毅从济南下来，也就等于刘邦当年的情势一样。而今时代变了，战略地势没变，我们现在在九里山，也就是当年项羽失败的地方，这个部署非蹈历史覆辙不可！”
但是，郭汝瑰并未被逮捕，杜聿明等人甚至最终还采纳了他的战役计划。而淮海战役中，国军虽有兵力、装备、地形等各种优势，但从上到下战心不坚、胜意不决，甚至严重“放水”。而中共则软硬兼施、势在必得。在战役中，中共还给被俘的国军发路费，留下参加解放军还是回家，哪怕回头再参加国军，都听凭自愿。这样一来，许多国军不仅利益上不愿追随国民党方面，情感上也都不好意思再和解放军死硬的打下去了。中共组织的支前民工，很多也是因获得分配土地而真心为解放军推小车送给养。最终，“60万战胜80万”，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成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决定了国军失败和中共胜利的全局。
我想，这并不是杜聿明等人的技术性失误，而是他们并没有必须战胜中共的决心，甚至一部分国军将领，在内心深处厌恶自己效忠的腐败的国府、暗暗希望中共胜利。
而后来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更是反映了国军从上到下皆无战意、内心希望中共统治中国的心态。这两场战役中双方都伤亡很少，北平直接和平“解放”，即便发生战役处（如天津、江阴）也很快结束战斗。而民国首都南京及武汉、广州、成都等极为重要的城池，国军几乎不战而降。或许当时国军上下都被中共开明进取的形象吸引，不愿违逆“历史潮流”。于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在各方主动被动的配合下完成了。
而工人、农民、学生，更是普遍同情中共，有些加入中共，有些对中共持善意的中立。即便对中共原本没有好感的大城市市民阶层，也并不强烈反共。尤其在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城市市民也越来越厌恶国民党，不少人都期盼中共“改天换地”。中共所说的“民心向背”，在当时一定程度的确是事实。
中共对于各路人士，也是积极拉拢、好话说尽。不仅对相对中立者各种许诺，对敌对的国民党人士包括高层都伸出诱人的橄榄枝，承诺将建立一个基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联合政府、保障公民各种权利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进一步让各方倾心中共、支持中共。
正是在这样的民意下，中共才以弱胜强、意外击败国军、国党、国府，成为统治中国大陆的主人。
可当它掌握了所有权力，不再受国军威胁和在野力量制约，就迅速翻脸。那些在镇反中即将被处决的国民党人，必然想到当年对中共的好感与同情，简直是鸡怜悯黄鼠狼，瞎了眼蒙了心；在“三大改造”中破产自杀的资本家，也恨自己听信中共宣传，没有及时携款跑路或捐资反共，最终几十年的辛苦尽数丧失，自己也成了十里洋场高楼下的一具具尸体；大饥荒中的农民，许多都当过支前民工、曾经给解放军推过小车，如今却全家即将饿死，逃荒要饭都被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各种暴力人员打死打残；而曾经为中共获胜颇有功绩的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人员、起义投诚人员，文革中基本都没有幸免的遭残酷批斗。他们虽然嘴上还仍然说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可起码部分人心底里必然悔恨的要发疯。
但是，晚了。这时这些人后悔、想反抗，都已无用。连中共内部试图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人，如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解放军统帅和国家二号人物林彪，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死亡（前两位生前还饱受羞辱），何况那些中共党外的人士呢？虽然也有一些前国民党要员在各种运动中被当成“吉祥物”般得到“保护”，如陈明仁就得以善终，但绝大多数前国民党员、第三势力知识分子、地主和农民，都下场悲惨。
当1974年已处于弥留之际的陈明仁，回忆惨死于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国军同袍战友们，再回想自己在1947年四平战役中对倒毙战场的中共军人的恻隐，会否觉得自己这种慈悲显然用错对象、悔恨自己没有彻底歼灭林彪所部、守住东北了呢？在文革中被整得尊严扫地的杜聿明，是不是也后悔在淮海决战时没有全身心投入、彻底粉碎中共的攻势呢？而早在镇反中被处决的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等数百名曾参加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对汉族和中华民族劳苦功高的国军将领，威风凛凛戎马一生，却死于属宵小之辈的刽子手的枪下，连仔细回忆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年前兵家先驱的教诲，他们没有铭记，而是被中共的花言巧语和如伪满残余等邪恶势力暂时的蛰伏迷惑，最终导致失败的结局。
这一切，在于误判，在于轻信，在于心软。如果知道这一切，想必蒋介石必然会在重庆谈判时即扣留毛泽东，或并不扣留但迅速大军出击、击溃尚未得到苏援的中共军队；国军必然会竭尽全力夺取东北，不会在关键时刻接受马歇尔要求而停战；国军诸将领必然会以百分的精力投入到淮海决战，粉碎中共的企图；即便江淮失手，剩余的国军也会死守长江防线，保住中国半壁。如果后来国民党能保有长江以南，起码南中国不会遭遇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残酷荼毒，汉文明也得以发扬光大而非受到灭顶之灾。而且如果长江以南皆为自由中国，北方受迫害的各阶层人士也有机会“脱北”投奔自由，南中国也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接纳（而不像如今台湾根本无法容纳试图脱陆来台者）。
又而且，如果自由中国拥有半壁江山，毛泽东恐怕根本不敢发动那一系列运动尤其文革，因为那必定导致人心离散、纷纷投靠南方，南方的“反攻/北伐”也很易成功。自由中国若有那样的面积和人口，及相应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足以威慑中共统治的北中国。
但这一切都是幻想。事实是，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国民党仅仅保住了台澎金马，治下人口迄今也未超过2500万，不足大陆的五十分之一。所以，面对中共在大陆的肆虐荼毒，根本无能为力。
而误判、轻信、心软的，不仅有国民党及其他国内民众，还有美国。抗战期间，延安表现出了强烈的亲美态度，面对美军考察团，延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展现其开明民主的政治表演，且成功的将许多可谓“不谙世事”的美国左倾青年军官迷惑。《新华日报》还刊登了不少赞誉美国民主的文章，毛泽东还公开声称中共将效仿美式民主。而抗战胜利后，中共也不断表达对美国的好感，以拉拢美国、离间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这让美国军政各界都对中共并不厌恶甚至颇有好感。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反而令其厌恶。当时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甚至还建议美国援助中共方面若干武器装备，拉拢中共和增强中共实力，抑制腐败的国民政府、促进中国民主。虽最终未实行，但可见当时美国一些要人是对中共多么有好感和热情。同时美国方面对国府支持很少，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迟迟不到，还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掣肘国军。
美国方面当时普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中共、第三势力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亲近美国，和美国一同对抗苏联、压制日本。所以，他努力在国共中间调停。即便调停失败，美国也并不认为中共能夺取全国。而后来中共取得明显优势、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时，美国仍然认为即便中共控制中国全境，也可能在美苏争霸中中立，所以仍然没有有力干预。
直到毛泽东一纸《别了，司徒雷登》，才让美国如梦初醒，看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的真实态度。而几个月后，朝鲜金日成政权在中共支持下发动南侵，更让美国如当头棒喝。这时的美国，才决定保住已退往台湾的国民政府，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虽然亡羊补牢，但相对大局为时已晚。随着朝鲜战争以战平停战而结束，以及中共通过“一边倒”政策获得苏联大量援助，及对内一系列残酷镇压，中共在50年代中期即取得了对中国大陆的稳定控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这七十多年中，除了少数时期因为对抗苏联需要，有过短暂的中美“蜜月期”，大多数时候中共治下的中国都与美国呈对立姿态。且即便是中美相对友好时期，也只是在对抗苏联等部分外交领域有利益重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社会模式，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与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且，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携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都仅次于美国，并且起码在部分领域可与美国分庭抗礼。而在历经三波（如算是“阿拉伯之春”，则已有四波）民主化浪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实现民主或部分民主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面积第三、综合国力第二的超级大国，仍然是高度专制、公民严重缺乏权利自由、对外相对封闭和自成一体的保守顽固极权国家。
而且，中共中国也早已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哪怕是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蜕变为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实际“核心价值观”主导的残忍顽固政权，对无权无势者、贫困者、女性、残疾人、老年人、LGBT群体及其他弱势者残酷剥削欺凌，是弱势群体的地狱。
它还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结成同盟或准同盟，组成专制独裁阵营，与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阵营相对抗，并向更多发展中国家输出以专制威权、侵害人权、压制弱势为特征的“中国模式”。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几个专制堡垒之一，也是世界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14亿人口成为它的工具、耗材、人质，9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其制造、储备、运用、输出丑恶的平台。而70多年的统治，让它越发纯熟的在国际舞台生存和活跃。它的体量让欧美无论软硬方式都难以演变，它的进化让其越来越难以被制约，让世界笼罩在持久不安和被其荼毒的危险下。
而这一切，原本可以在1945-1949年就将之扼杀于萌芽，或起码限缩住它。那样，如今的中国和世界必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且无论怎样都会比中共统治中国要好出许多。但美国方面的犹豫不决，对中共的极大误判，让整个世界都长久的笼罩在中共极权的阴影下，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也因之面临危机。美国虽然后悔万分，将中共掌权前对其的判断和态度视为美国20世纪最大的战略误判，可已于事无补。
我想到刘慈欣的《三体》中，走出“大低谷”时期、物质极大丰富且有尊严生活的地球人，变得善良、温和，对敌人“三体人”也由过去的敌对变得相对宽容。饱暖生良心的地球人觉得，“三体人”生存处境恶劣，历经艰辛追求适宜生存的空间，颇为不易、值得同情和敬佩。即便“三体人”第二次入侵一度成功，许多地球人也并不在意，认为并不会把自己在内地球人怎么样。而“三体人”就利用了地球人的善良，欺骗后者、得寸进尺，并两度将地球人逼到绝境、死亡无数、被迫要“人吃人”，并最终导致了地球的毁灭、人类几乎完全的灭绝。
而中共控制中国的过程，尤其1945-1949年的政治表演及建国后的转变，与“三体人”入侵地球的方式和行为多么相似？中国各路人士及美国方面对中共的认识和受骗，又多么像面对“三体人”时的地球人？1948年的中国各界各阶层各身份者，尤其知识分子和农民，怎么也不会料到十几年后的他们，会陷入大饥荒和“人相食”的地狱之中。
中共建政前，包括国民党人士和美国友人在内各路人士，还对中共革命者们充满同情理解，暗暗希望他们获胜。有的“国际友人”如埃德加·斯诺，更是写了《西行漫记》这部颇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著作，动情歌颂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官兵。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关键时期，都表露不愿再同胞相残、放弃与中共在大陆长期厮杀的打算。
当时的人们，都觉得既然中共如此有理想和牺牲，那就让他们胜利、当权好了。既然国民党腐败无能，那就换中共让他们试一试吧。虽然如宋美龄等人曾怀疑中共当权后是否能坚持初心，认为中共“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但也不认为中共当权后会毁灭国家和人民，最多可能只是腐败。
后来发生的一切，谁又能预料呢？
如果知道，国军官兵必然全力剿共，市民农民捐物推车的对象也会变成国府国军，青年学生也会声讨中共而非围攻国府，知识分子也不再会重批国民党而美化中共。即便国府国党国军再腐败，也比中共后来所作所为强太多。
虽然这可能导致国共内战时间延长、反复拉锯，就像朝鲜半岛那样，但短期的“长痛”远胜过短期“短痛”后的长期“长痛”。即便1945年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拉锯超过十年，双方死亡超过千万，许多城乡成为焦土瓦砾，国共也像半岛那样各占大陆半壁无人胜利，那中华民族的命运也会比后来几十年及如今要好上太多。
但他们都被骗了，都选择错了。从此，中国的命运、世界的格局，都被深深的改变了。
显而易见地，中共这个庞然大物，比朝鲜金家政权对其统治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有着更大、更深、更具持续性的危害。汉民族/中华民族在它的治下，几乎完全的沉沦，并被世界敌视和孤立。而它也在利用、挪用、滥用汉民族的土地、人力、文化、历史资源，用以自肥、压迫人民、毒化世界。
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中国要比朝鲜好的多；但它控制中国大陆全域和十多亿人口的庞大体量，及改开后物质繁荣政治专制的“中国模式”，不仅台湾无法抗衡、世界都对其难以颠覆的现状，对汉民族和世界而言，都比半岛上的朝韩民族整体状况要恶劣的多，更与不断反思历史、清除积弊的韩国有天渊之隔。（中共之所以长期存在、在国际上难以撼动，很大程度就是因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各民主自由国家的围堵、国际制裁，不仅能够让朝鲜金家政权难以对外形成威胁，还能让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很大程度皆是由于其体量很小，对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则难以通过制裁和封堵而使其垮台。相反。其巨大的体量、与其合作发展可带来的丰厚利润，让各国皆与中共勾兑，中共也越发强大茁壮）
讽刺的是，1945-1980年代大量屠杀左翼人士、镇压自由民主力量、维护独裁、腐败肮脏的韩国国军，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却成为了捍卫当时韩国有限自由、保障后来韩国实现充分繁荣和高度自由民主的中坚力量。韩国国军许多反人权甚至反人类行为，某种程度反而有效的遏制了北部的极权力量及共产专制势力的入侵和渗透。韩国国军如铁壁铜墙般护卫了三八线以南的半岛、数千万国民。没有他们的存在及这些行为，三八线以南也会沦为金家王朝的统治区，与中共中国治下的大陆一样没有了自由区域，完全成为独裁者予取予求的殖民地，整个民族也将像汉族一样被利用、消耗、互害，走向堕落。
民国和中共执政初期的政治人物、报人储安平，就曾经说过：“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关系；共产党统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混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右翼军政府，虽然肮脏腐败暴力，但是治下仍然有一定自由空间和民主因子，并有一定的反抗周旋空间；自称左翼的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极权，在掌权之前和初期往往颇为廉洁自律、淳朴正义，但却垄断了一切权力、剥夺了一切自由，且大权在握后就翻脸作恶，国民只能任政权宰割无力反抗。
而且，中共借助了国民政府下有限的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工农和学生的广泛参与、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及各方的误判和“心软”，夺取了政权。而其夺权后，则最为提防其他力量以同样方式颠覆其政权，所以它反而最为打压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禁制工农运动和学运，迫害独立知识分子，以及不择手段的镇压，而不会动恻隐之心以免被大众“钻空子”推翻。而中共的这些行径，也反映了其前后翻转、满嘴谎言、双重标准、残忍酷虐的极度丑恶的本质。
当年的人们被崇高的理想吸引、被半真半伪的淳朴所骗，后来则悔之莫及了。大多数国人根本没有看清楚、想明白中共究竟是怎样的势力，其组成者都有哪些人、都经历过什么、道德水准和做事手段是怎样的、怀着何种目的、将制造什么行径。各方“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于是被中共成功的欺骗、利用、宰割，持续七十多年且没有终止迹象。
今日的中韩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的丰欠，更在价值观的明暗、思想的深浅、文化的荣衰、国民德行的高低（并以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后韩中两国国民不同立场态度等例子分析）
当韩国从政治到思想、从政坛到民间、从文艺到民生，都在高歌猛进和天翻地覆的变化着时，中国却是死气沉沉。经历1980年代短暂的有限自由后，六四镇压终结了国人自由民主的纯真美好之梦，也让民族真正的复兴理想夭折。
从此之后，国人放弃了理想与道德，远离政治，选择“闷声发大财”，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公的加剧，国人中的许多干脆信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将弱肉强食、不择手段，当成成功的法门利用和炫耀鼓吹。而其他的民众，则普遍犬儒化，“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苦难无动于衷。
虽然此时官方也竖起了“爱国主义”大旗凝聚人心，但中共中国版的“爱国主义”，与爱人民、爱弱势群体、爱公平正义，是割裂甚至对立的。“爱国”被挪用为“爱党”、“爱统治者”，以及对抗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共治下中国舆论中的“爱国”一词，反而成为中共专制独裁的遮羞布，逐渐被污染为被热爱自由民主的国内外人士厌弃的词汇。
在这样虚无和肮脏的“爱国”旗帜下，真正文明正义的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并不能得到发扬伸张，反而被强烈压制。无论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乃至法家蕴含的公正理性精神，都被中共排斥或扭曲，为其不公不义、奴役人民的专制统治服务。而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也不允许被大张旗鼓的纪念和颂扬，以避免人民继承他们的反抗精神。相反，对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康熙、乾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征服者、破坏者的赞颂，却遍布荧屏、比比皆是。汉民族在被异族统治数百年后，再次被精神强奸。而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品性，也被扭曲变为邪恶丑陋的内容。
根本方向上的谬误、民族精神被阉割，必然导致现实中各种具体争议中的“邪压正”、“黑胜白”，民族成员的离心与败散，以及整体舆论环境的阴暗、堕落、死气沉沉。
国家和民族在过去的几十年，乃至上溯到更早的几百年历史，充满着苦难、折磨、跌宕，累计数十亿人绝望的活着、悲惨的死去，充满“昏迷与强暴”，以及麻木不仁与忘恩负义。
而一海之隔的韩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气象。最近数十年的韩国，在经济腾飞和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国民思想启蒙和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在教育、文学、影视、国民实践中都充分的发皇。如对民族英雄李舜臣的纪念，可谓无处不在。这与在中国岳飞被“低调处理”完全不同。而“身土不二”的精神也让韩国民族主义与现实的本土经济结合，既塑造了民族意识、弘扬了民族精神，又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企业壮大、民生富足。国民都以韩民族一员为骄傲，民族生机勃勃、国民昂扬向上。
而对于历史的追溯、对现实的批判、对悲剧的反思，及基于这些的改变，前面已讲述很多。但仍有必要将一些突出的、与中国颇有对比意义的例子加以分析。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和韩国人对光州事件的对待。六四之后，六四事件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禁忌，虽然民间时有议论，但任何公开场合都禁止提及（或偶尔有一些官方肯定六四镇压的说辞）。而民间虽有所议，但影响范围小，且其中也不乏赞同六四镇压的声音，认为镇压换来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反对的声音非常有限，且不为大众普遍认同。许多国人尤其“90后”一代，甚至对六四及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一无所知。
国人对六四事件这样的认知和态度，也就一定程度决定和反映了他们缺乏权利和责任意识、远离政治、对公共议题漠不关心、普遍精致利己、尊奉弱肉强食的犬儒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和言行。整个社会也就全面腐烂，从无官不贪到老人摔倒普遍不扶，从官员到庶民全面堕落，十多亿国人浑浑噩噩的生与死。在文学艺术界，更是没有一部反映六四的作品（不包括海外）。
而韩国完全不同。在韩国，光州事件耳熟能详。自从光州事件发生后，韩国人民就没有忘记过。即便在全斗焕军政府时期，韩国人民也在纪念光州牺牲的市民、学生、志愿反抗军人镇压的烈士。而1987年韩国走向民主化后至今，更是每年都有举办对光州事件的纪念，各种讲述和反思光州悲剧及整个军政府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而对军政府罪犯的追责，也从未止息。
而文艺界，成为纪念光州、批判独裁暴行的先锋。《华丽的假期》、《薄荷糖》、《出租车司机》、《挖掘机》、《26年》、《爱的色放》……都是描述或围绕光州事件的电影佳作，让韩国人民一次次回忆那段悲惨又壮烈的历史，剖析和展示光州事件中各身份群体的表现、心理、后续，让每个观影的韩国人都沐浴其中，辨析是非善恶，在深沉的反思中升华和新生。
最具典型的，就是以光州事件各当事人为原型的电影《挖掘机》。影片描写了曾参与光州镇压的士兵金刚日，在退役后从事挖掘机驾驶员工作，偶然间挖出了光州事件遇害者骸骨，从此走上了追寻历史真相的故事。金刚日找到了他的战友、上级，看到了他们或在酒精中沉沦，或从事暴力行业，或看似家庭美满实则压抑内耗，或遁入空门但内心难安……这些曾经参与镇压和杀戮光州市民的军人，也是被痛苦缠绕的受害者，也被光州悲剧改变了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但并非全部都是受害和忏悔者。有的参与镇压的军官，步步升迁、功成名就，还出书粉饰光州镇压，声称自己是爱国者、市民是暴徒；有的军人成为议员，口口声声为国民福祉，但对光州悲剧百般粉饰，对民主抗争运动不以为然。而光州事件罪魁祸首、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隐喻全斗焕），则在各种安保护卫下在私邸颐养天年，从来没有为光州受难者道歉。
那些已经死去的市民、学生、军人，已永远长眠了。活着的人，也是痛苦而扭曲的。
而另一部电影《薄荷砂糖》，则讲述了一位热恋中的学生被征召入伍、参与镇压光州事件，意外枪击杀害一位女学生，从此堕落直至自杀的故事。一个单纯清白的灵魂，一步步毁灭，令人哀叹。
这些影片和故事，都能让起码部分韩国人深刻思考、得到启发，认识到专制暴力的残酷、人权人道的可贵，倍加珍惜自由民主，努力拓展人权。
而在中国，完全的禁忌下，六四事件没有一点公开探讨和反思的空间。当年的死难者已往生，但仍未被平反。生者有些流亡海外，终身难返国；有些流落底层，一贫如洗；有些精神崩溃，自伤伤人……而曾经的镇压者，其心境难以全知，或有忏悔者，但更多人则并不痛悔，还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罪魁之一李鹏，寿终正寝，其子女更是显贵非常。
而大众们普遍都是沉默的，随政权的定性、选择、宣传来看待六四、对待各方参与者的。因为六四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许多国人不仅不再谴责六四，还认为“镇压的好”，认为中共的镇压让中国更加稳定和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六四不平反，甚至将八九民运称为“反革命暴乱”，国人也就没有正常的情感和是非观。无论是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还是对人道主义的蔑视，都是“六四后遗症”的反映。与对镇反、反右、文革的遗忘一样，不反思的民族必然不断重蹈覆辙。最近三年防疫的各种反人权、反科学悲剧，尤其“白卫兵（大白/防疫人员）”的粗野横暴，就是文革的某种再现。“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批判反思旧日悲剧，发生新一轮灾难几乎是必然。
而国人在一次次悲剧下，心地也变得越发冷漠无情。不同于韩国各种影视剧及社会主流环境表达的对弱者的同情、对弱势群体沉沦和犯罪的理解，中国到处是“笑弱不笑恶”，乃至崇拜暴君、强人、流氓，鄙夷弱小、无助、贫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薄荷砂糖》主人公那样的人虽然堕落，但恰恰是因为有罪恶感和悔悟之心，才无法承受所作之恶而自杀。而许多国人，可谓是“没心没肺、没皮没脸”，各种巧取豪夺、坑人害人，从不知羞，乃至自喜炫耀，以为“有本事”。这让他们心灵并不痛苦，也不会因痛苦愧疚而举止失措和堕落。但这是更大的堕落。
于是，两个国家民族，国民的气质、价值观、立场、素养，都截然不同、相差悬殊。当韩国媒体曝光朴槿惠“闺蜜门”丑闻、在野党奋力呐喊揭弊、数百万人民发起烛光集会并将其赶下总统舞台时，国人却在默默接受独裁者强化极权、打压公民社会、摧毁自由派媒体。两国人均收入和物质享受的差距虽然很大，但两国国民精神价值的相较，更为悬殊。
韩民族正在走向光明，而汉族仍在黑暗中迷失。
韩国与台湾：相似的命运、不同的气质与内政外交选择
中国大陆与韩国的迥然不同，多数人都能一眼看出。但中华民国台湾与韩国的差异，却常为人忽略。
台湾与韩国（中华民国台湾的地位虽未在国际上明定，但是显然为一独立实体，以下就以“国家”姑且称之，与韩国共称为“两国”），有许多颇为相似的历史，如都被日本长期殖民，都作为同一民族的自由部分，与被名义上的共产势力统治的另一部分“祖国”隔离、分治、对立，都有长期的右翼专制历史，也都被美国扶植。两国还都是“亚洲四小龙”成员，都是典型的后发而强劲的经济体，民殷国富。
而且，两国的存亡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美国已准备放弃对迁台的国民政府的支持，默许中共统一台湾，以换取中共在美苏争霸中选择中立。但随着金日成发动“6.25战争”入侵南部，及中国对金日成政权及统一战争的强力支持（包括将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直接转编为朝鲜人民军），美军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统一中国，国民党政权才得以幸存，台湾才得以保留在自由民主阵营。
而在朝鲜战争及整个冷战期间，中华民国台湾也和韩国相互支援配合，均与美日等自由国家保持同盟关系，对抗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
但这两个国家，国民气质与价值观、社会风气、国家内外政策，却大异其趣。
我在另一篇文章《卢武铉、朴元淳的自杀与当代进步主义的困境》一文中，即有相关评论：
台湾同样与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历史也非常相似，都经历过殖民时代、右翼独裁和民主转型，经济水平也相近。可是，台湾和韩国的政治风格、公民气质、社会氛围是截然不同甚至明显相反的。虽然台湾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未必比韩国少和轻，如黑金政治的泛滥、转型正义的拖沓。但是台湾人的反应却与韩国非常不同。台湾的政治和公民运动是严重儿戏化的，从官员到普通公民的正义感使命感都是差劣的。或者说，他们看似也非常重视权利与自由，表面看来各种政治斗争、公民运动也不比韩国少，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心气”。
舆论环境则更是如此，台湾的政论节目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文艺影视则与韩国差别最为明显，其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优良影视作品不仅寥寥无几，那寥寥无几的也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被出卖的台湾》除了反映一些表象，何曾直接表现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专制机器内部的黑暗？连对黑社会的描写都有明显保留和粉饰。《我们与恶的距离》看起来挺深刻和触及社会边缘，实际上却以亲情冷暖、个人喜怒哀乐掩盖了社会结构的不公义和人性的丑陋（这点倒和大陆影视剧颇类似）。
台湾的特点就是“小确幸”，对于深刻宏大的东西缺乏兴趣，也不愿直面社会和人性最黑暗残忍的一面，也就无法生发出气盖千夫的浩然正气、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这背后是台湾一方面与中国大陆离心离德进而舍弃博大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没有塑造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与族群气质（或者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价值观和气质），导致的民族精神的缺失、根本思想源泉的孱弱。
当然，台湾与韩国的差异不止如此。不过最核心的就是这样。简而言之，在对内方面，台湾民众没有韩国国民那样强烈的正义感。无论在对待历史上的专制暴行，还是日常生活中各种流氓人士对弱势群体的侵害，反应都并不强烈，追责更不激烈，且更多只关注个案而非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对外方面，则是没有团结、鲜明、强劲的民族精神，充满现实主义的功利性、得过且过的“小确幸”风格。
而台湾人在对待中国大陆及大陆同胞的态度上，更是与韩国人对待朝鲜人截然不同。大多数韩国国民都支持祖国统一，也将北部朝鲜国民视为同胞骨肉。而台湾已生成了台湾本土主义的身份认同，大多数人将自己和大陆人视为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相异族群，对国家统一更是极为排斥。他们不仅反对中国大陆主导的统一，也对中华民国从台湾“反攻大陆”毫无兴致。对于大陆人，他们虽然也有一些同情理解，但是更有嫌弃乃至敌意，无意拯救受苦受难的同胞（台湾很多人根本就不认为大陆人是“同胞”了）。
而在对外方面，台湾颇为亲近日本且无甚仇恨。虽然台湾人也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压迫屠杀，但也感激日本治台50年的发展建设。而美国也是台湾亲密的友邦，虽然与日本一样未有正式邦交，但两国官方民间的合作胜似邦交国。而对大陆，一方面提防和区隔，但又积极进行经贸交流，来获取利益和促进经济民生。
大多数台湾人，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一切得过且过。他们形成了新的民族认同，却没有强劲的民族精神。而台湾执政集团，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无论内政外交，一切也都以现实利益为准则，没有明确而有力的思想原则和精神指针。即便在同性婚姻、动物保护等方面略有成就，但局限更多。虽然“小确幸”某种程度也无可厚非，但毕竟是自私利己的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没有直接伤害他者，但却在放纵恶在己域范围外的滋生蔓延。
单独看台湾的国家和族群气质，还不是那么明显。但与韩国独立、正义、勇敢、激烈、真诚的民族民主国家特质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苛责台人。相对于腐烂的中国大陆，台湾人民已经做的不错了。且是韩国进步力量的光芒太耀眼，才让台湾的人文成就相对不足。其实，无论韩国还是台湾，无论经济发展还是人文社会成就，皆是中国大陆难以追及的。
苦难兄弟阋于墙：中韩不必要却长期发生的冲突对立
中国和韩国，都遭受了日本残酷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也都经历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侵凌，历史上都多灾多难，也都靠勤劳勇敢的艰苦奋斗而逐渐摆脱贫困落后，才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两国本应携手促进本国、东北亚、亚洲、世界的和平、民主、进步。
但在现实中，两国之间无论官方民间，总是龃龉不断，对立严重。出于“天朝上国”心态和毛时代朝鲜战争促成的厌韩心理，国人对韩国颇是“瞧不上”，视为美国的傀儡、中国曾经的附庸。相对于对日本还相对敬佩的态度，对韩国则是有更多厌恶。
这种厌恶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许多国人总称韩国为“偷国”，认为韩国的各种产品、创意、文化都剽窃了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果实。而其实大多数并不是事实。韩国相对非常重视自力更生、“身土不二”，起码相对于中国这个总是挪用外国技术和创造的国家，自主自创程度要高得多。而对韩国体育运动员的各种“作弊”指控，虽然有一定依据，但往往也是夸大其词，及将韩国运动员和他国双标对待，宽容欧美日运动员而放大韩员不当。另外，韩国民间一些人士自制的颇为夸张、往往包括中国大部分领土的韩国疆域图，也被国人当成韩国主流观点加以嘲讽。这些都反映除国人的自大、对韩国都不了解，以及对先前弱小后来自强的韩国各种歧视鄙夷。
不仅民间，中韩官方和半官方领域也是颇为不谐。本来，两国都是饱受日本侵略和殖民伤害、也经历美苏冷战至今霸权主义的欺凌，经济发展模式和轨迹也颇有相似。两国本应通力合作，清除殖民和霸权残余，推动亚太建立和平公正的秩序，并肩负促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国际责任。
但现实里，两国除了在经济上合作紧密，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反而冲突频仍，裂痕愈深。我在政治评论文章《韩国外交转向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动因》一文中有相关叙评：
“韩国对华亲善的目的之一，即是希望中国约束朝鲜，避免其核武和导弹开发威胁韩国安全。但最近二十多年，朝鲜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还在边境地带制造流血事件挑衅韩国，中国都未能阻止。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持续多年、进行多轮谈判，最终却无疾而终。中方参与的其他调停朝韩关系、解决朝核问题的措施，也都没有实质成效，甚至助长了朝鲜核开发等军备活动。事实上，中国已经丧失了对朝鲜的约束力，且无意采取更加强硬和根本的措施矫正朝鲜的倒行逆施。
而朴槿惠执政末期“萨德”入韩，标志着韩国已不再指望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甚至逐渐重新将中国作为与朝鲜同盟、与韩敌对的假想敌对待。而中国在一度强烈抗议后对事实的默认，进一步让韩国疏华亲美亲日势力得势。虽然在“闺蜜门事件”后朴槿惠下台、亲华的文在寅执政，“萨德”仍然得以在韩部署。
另外，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期望朝鲜半岛能够实现由韩国主导的统一。他们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助力半岛统一。但中国方面出于种种原因，并不愿意促成半岛统一。相反，中国一直支持半岛北部的金家政权维持统治，保持半岛的分裂状态。这让韩国各派势力都对中方不满。
而在对日关系上，中方并未有如韩国进步派那样发自内心的激烈反日，相反因利益问题并不愿意与日本真正敌对。如在中韩合拍关于古代与近代合作抗击日本侵略的影片议题上，韩国一腔热忱，但中国出于顾忌中日关系而不愿在影片中表现强烈反日情感，相关拍摄因此长期搁置。而在其他涉日问题上，如强征“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的问题上，中方同样更在乎日本而非韩国的感受。这让韩国反日亲华势力颇感冷落，不再在对华合作问题上有曾经的热情。
而韩中两国友好关系难以持续的更根本原因，则是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与中国近年来的政治变动。韩国自1980年代后期就逐渐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社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程度、国民人权意识和权利保障水平也日益提高。而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则是另一幅光景。
这就让韩国从官方意识形态到国民价值观，都与中国有着巨大差异，并产生互斥。在韩国人心目中，如今的中国不再像那个播散文明于四方的汉唐宋明式的中原王朝，反倒更像是“华夷变态”后的蒙元和满清。
而最近数年，中国的政治情势越发难以乐观，政治改革停滞，社会愈加封闭。在对外政策上，往往缺乏理性、不循道理。这都让包括韩国在内不少国家感到不满和忧虑，认为中国并非可靠的合作对象。
正是因此，即便亲华的文在寅也难以扭转韩中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右翼的尹锡悦决定彻底转向，完全在情理之中。尹锡悦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对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强调，也公开说明了韩国亲美疏华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内外政策、国民价值观，中短期内显然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中韩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改善。韩国放弃亲华路线和平衡外交、重新成为美日韩同盟坚定一员、对朝鲜与中国采取对抗态度的外交政策，已成定局。”
显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韩两国及国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已超过共情与合作。相反，中国人对曾经多次侵略中国的日本较为痛恨，但整体印象和态度却比对韩国好的多。而原因虽然可以列举许多具体因素（如国民素养之类），但根本上，是因为日本比韩国强大，国人慕强不慕善。甚至更进一步，恰恰是因为日本曾经侵华、一度征服中国，而韩国未侵华，反而曾经多次被中原王朝征服/征伐，所以对征服者明里痛恨暗里敬服，对被征服者则是明里暗里都鄙夷不屑了。这样的心理当然不会公开讲出来，但根据种种行迹，足以证明这样的推断是正确的。
另外，如今中国的当权者中共集团，恰恰是因为日本侵华才得以趁机坐大、战胜国民政府。而中共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和所在，是北京和东北地区。这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如江浙、中原、南部，受日军破坏较少，甚至因日本对他地的残酷破坏而取得了对他地的优势。这当然让他们并不会发自内心激烈的痛恨日本，甚至暗暗为日本的杀戮破坏高兴，对日本颇为感谢。这同样是可以通过各种迹象推断出来的（毛泽东还直白的说过“感谢日本侵华”，其他人不直说但是想的一样。例如从中国一些军事论坛上对日军在二战中表现勇敢的赞扬，也能看出一二）。
而对韩国，他们却继承了满清作为“天朝上国”对其的高傲、蔑视、欺侮（不过，他们对气味相投、更加流氓的朝鲜反而总是迁就纵容。不过，民间基本已经是一边倒嘲讽了）。历史总是会重复，这很大程度在于那些曾经的恶人对其后代的耳濡目染、口口相传。征服者们很少忏悔，更多则是在回味曾经马踏外域、枭首异族、奸淫妇女的愉悦感。他们的后人，也会将之作为荣耀，并试图重复历史，再去行奸。即便暂时不能，也会占尽口的便宜，去侮辱弱者，以满足其变态的快感。
其实，有这样祖辈和传承的，本只是国人的少数，也只集中在少数地区。但是因为他们攘夺了国家权力与话语权，带领了国家风向，所以让全国各地许多人都随其厌弃韩国、鄙夷韩事、污蔑韩民。
而韩国方面，如前面引文所述，其实长期都对中国（尤其汉族）是颇为友好的。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深刻影响了韩国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体制到文化礼仪、从身份认同到价值选择等方方面面。朝鲜战争虽然导致中韩长期政治敌对，但是两国并无难以调和的恨意。
但是最近三十年，由于两国在国家体制上分道扬镳、国民价值观上大相径庭，及经济文化交流较频繁下各种纠纷的滋长，两国冲突愈演愈烈。韩国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的体制和部分国民价值观的丑恶，及发现国人厌韩情绪的激烈后，由亲近逐渐变得厌恶。而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冲突的恶性循环，让韩国人对华看法越发负面。而最近数年中国在文明路上一路逆行，又罔顾韩国正当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关切，两国官民关系都愈趋恶劣。
这样的两国和国民关系，是颇为令人痛心的。而责任主要在于中方。如果中国的体制不改变，权力结构和重心不转变，文明不恢复，中韩两国不必要的冲突和畸形化的关系，仍然会长期持续。
越南的分治之殇与统一之苦：越南命运的幸与不幸、外部的干预与撤离、历史的转折、精英的反思与大众的麻木、民族继续迷惘与挣扎
在朝鲜半岛的西南方向，越过黄海、东海、南海，或穿过中国大陆，又一个和中国大陆地理相连、和中华文明密切相关的半岛--中南半岛，它最东侧的国家--越南，与朝鲜半岛有着惊人相似的一段历史，但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个人主观奋斗、外国势力的来去……等综合影响下，有着与朝鲜半岛不同的命运与阶段性结局。
越南，其历史的悠久不亚于朝鲜/高丽，也长期作为中原王朝的臣属、中华文明的支翼，缔造了“南国小中华”的灿烂文明。而近现代，越南各路志士仁人，也都投入到民族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后来成为敌人的胡志明和吴廷琰，当年都是有志拯救祖国的青年，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而四处奔波。其实他们之后也未忘却初心，只是走上了不同的、各自认为可以拯救越南民族的道路。
相对于长期遭受日本侵害和殖民的朝鲜半岛，越南在近代大多数时期是法国殖民地。日军短暂的入侵和统治，打乱了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体系，但二战后法国人即卷土重来。而刚刚取得中国大陆控制权的中共，则成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和越共（在1976年之前正式名称为“越南劳动党”，但各方一般都以“越共”称之）的坚实后盾。
在中共的军事援助下，越军击败了劳师远征的法军，并控制了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而南方则被吴廷琰领导的反共势力控制。而北越和南越的政权性质及对比，与中共和国府、朝鲜与韩国，是颇为类似的。
南越的吴廷琰政权被北部、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污名为“法国、美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其实并不是事实，相反它是虽受美国等西方列强支持、但归根结底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它比北越更加强调越南民族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利益，并且和同属反共阵营的柬埔寨朗诺政权等，一直因领土等问题而冲突，表明它是很在乎国家利益的。它依靠法国和美国，当然主要是为了对付由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的威胁。它虽然充满腐败和暴力，民主也流于形式，但是社会环境及国民个人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言论自由，在南越虽都不健全，却顽强存在。
不过，吴廷琰政权镇压各路势力，包括屠杀佛教徒和左翼知识分子，让这个政权污点巨大。释广德自焚的映像、南越警察局长枪决越共俘虏的照片，让世界都知晓和震惊。而吴廷琰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死亡。
而北方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权，性质与中国、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政权几乎无二，但其专制性和残暴性却低许多。这很大程度在于作为越南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胡志明本人，是一个相对宽厚、和蔼、善良的政治家，且较为清心寡欲，而非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权欲熏心、残忍嗜杀、不择手段的暴君枭雄。这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整个越盟/越共的政治风气。越共政权内部的暴力清洗较少，党内民主氛围较浓。即便胡志明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也并未独断专行。
但南北越根本上的对立关系，未因双方一些有益因子而改变，反而因种种原因比朝韩关系更加互不相容、你死我活。名义上双方都在强调基于民意与和平的国家统一，但现实中都频繁使用暴力和阴谋，对内部清除异己巩固专制、对敌方控制的另半部越南图谋鲸吞。
而美国也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南越政权的保护人，并最终亲自“下场”干预，激化了越南各方的矛盾，陷入长达十多年的战火之中。不像在美国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当时从青年到老年几代美国人的历史记忆，相关的媒体报道、影视作品、社会运动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反思和压力下，已付出5万多名美军死亡、数十万美军受伤代价的美国政府，最终在1973年从越南全面撤军。而撤军两年后，美国更是放弃了对南越政权的保护。
1975年，此时由黎笋领导的北越政权发动统一战争。丧失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凭借美国遗留的武器和资源，仍然进行了数月可歌可泣的抵抗，节节抗争。但最终，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越南被越共政权所统一。
西贡的攻克，不仅标志着越共政权成功统一了越南，在当时还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势力达到新的高峰、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将全面胜利的标志。美国等外国的国民及部分越南官民，在西贡陷落最后一刻仓皇撤退和逃亡的影像，似乎象征着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没落。
在西贡陷落前两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也攻占了金边，朗诺政权灭亡。1975年12月，老挝左翼势力也占领万象，取得了老挝革命的胜利，也意味着印支三国全部落入左翼势力之手。而1970年代中期的苏联，其势力范围也达到鼎盛，在中东、拉美、非洲、南亚四处扩张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而西方各国内部的左翼运动也已持续多年，积淀到了最高程度。此时的世界，真的几乎就是“赤旗插遍全球”了。
但无论越南自身，还是全球的共产主义事业，都在“西贡攻克/陷落”这一巅峰后极速下坠。其实，北越政权从1945年建立后，控制区域就长期处于战争破坏和政治损害下。无论是法军、美军的轰炸破坏，还是越共实行的极左经济政策，都让越南经济萎靡不振，没有大规模发生饥荒仅仅是因为红河三角洲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而南越同样遭受各种残酷的暴力冲突和政治动荡，经济虽明显好于北越，但同样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贫穷。
越共占领南越、统一全国后，即在南越强制进行土地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全面公有化、集体化，并废止各种私营企业、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地主富农土地。越共政权还把数十万前南越军警、公务员、地主资本家等投入劳改营。这极大打击了越南经济民生，工农业全告崩溃，国民赤贫化急剧加速，社会动荡不安。数百万越南人通过乘船等方式“投奔怒海”，前往香港、东南亚、欧美等国，过程中发生各种残酷的悲剧。
此后的越共当局，决定开启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革新开放”政策，放弃了曾经坚持的全盘公有制和完全计划经济，允许私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存在，并在农村允许家庭自耕和副业生产，对外则开放投资和进出口。而“革新开放”的推行已是1986年，取得明显成果则已到了1990年代及之后。在1975-1980年代中期的约十余年间，越南经济几乎是崩溃状态。
越共虽然统一了越南全境、赢得了与南越民族主义政权（及背后美国支持者）搏斗的最终胜利，但对于越南的发展建设、民生改善，其实是输了。而“革新开放”虽挽回了国家完全崩溃的颓势，但迄今成就也是有限的。而且“革新开放”恰恰意味着越共放弃了原教旨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坚持一党专制下实行了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则仅仅被作为空头支票而束之高阁。
而国际共运，同样在1970年代后半期至此后的十多年里极速下坠。苏联在1970年代的强盛，更多是因为石油经济的拉抬和旧有基底的回光返照。1980年代的苏联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政治上暮气沉沉、老人政治沉疴日重，社会丧失活力。而整个苏东集团几乎均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力挽狂澜，但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耸立世界数十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艰辛探索”历程也彻底破灭。
在西方，1960-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也日益消沉。文化上，基督教保守主义复兴，人们重新拾起了传统，而不再想着破除一切；政治经济上，随着撒切尔、里根的执政，代表资本主义新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务实政治也超越了理想主义外交；西方思想界也更多在反思曾经对苏联的盲目崇拜、对人道民主的忽视。而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提出“民主终结论”，认为世界将普遍采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世界制度竞争似乎已有了最终答案。
而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日渐消退。在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是抛弃了共产主义，拥抱了务实主义。在拉美，激进的暴力共产革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抗争路线取代，“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煊赫一时的左翼暴力组织的势力逐渐被削弱、逐渐走向没落。而非洲受苏联扶植的若干左翼政权，也逐渐在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化，而现实里它们更多是寡头统治下的独裁体制（或只有低质量民主）的政权，与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就大相径庭。而东南亚曾经火热的共运，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左翼力量，被各地民族主义势力与西方帝国主义联合绞杀。
最令人唏嘘的，是越南的邻国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在西贡陷落前夕占领了金边。但它没有像越共整体上赦免了南越政权人士（最多只是送进劳改营）那样相对宽容，而是对柬埔寨朗诺政权大开杀戒，并逐渐扩大到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城市居民、农村富裕阶层。在红色高棉统治的三年多时间内，约150万柬埔寨人被屠杀，占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而终止屠杀的，是与红色高棉曾是革命同志、又有国家利益冲突、并谋求地区霸权野心的越共政权。无论是占领柬埔寨的越共，还是逐渐得知真相的整个世界，都震惊于柬埔寨惨绝人寰的普遍性屠杀，惊讶于一些地方的共产主义势力灭绝人性到如此程度、共产主义理想被挪用和扭曲下造成了如此的恶果。
相对于毗邻的柬埔寨被红色高棉几乎毁灭的惨状，越共治下的越南，似乎还颇“说得过去”，并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政治清洗规模较小且手段相对“文明”许多（大多数只是被要求参与工农业劳动、接受再教育。虽然也有一些人被处决、许多人病饿而死，或死于逃亡国外的途中（如电影《投奔怒海》中的演绎）），没有中国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金家朝鲜相比，政治和社会环境可谓颇为“宽松”了。在1980年代中期“革新开放”后，经济社会更是取得很大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后起之秀。
但根本上，越南的状况与中国类似，是一个专制国家，国民普遍缺乏政治权利和自由，越共一党垄断了各项权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被扼杀，政治异见人士稀少且被迫害。而经济上，虽然越南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民生也得到改善，但仍是世界上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落后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也低于人均同样不高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也是此前残酷破坏下的补偿性增长，并不值得过于夸耀。而越南国民福利保障水平也很差，无论城市乡村都有大量贫困人口，许多人为求生而移民或偷渡至欧美日港台等世界各地。
而越南经济上的有限成就，很大程度也恰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上的，而非越共从建立以来宣扬的共产主义理念和政策的成果。而越南经济发展下贫富分化、权贵贪腐、裙带关系等丑恶，同样反映了越共政权并未能阻止各种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或农业专制主义社会下才会出现的丑恶。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流血牺牲数百万人，却换得这样的现实，又是为了什么？对此，有一些越南人在反思。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一书中就列举了不少例子。例如越南作曲家范维就在《两个军人的故事》这首歌中泣诉：“在泛红的破晓，两名军人为越南而相杀！为越南而相杀！”而另一在越南更加著名、可谓家喻户晓的音乐家郑公山，其作品也在反思战争的残酷无情、对越南军民的戕害。
而越共军人出身的作家鲍宁，更是以亲身经历写出了对越共进行数十年战争、死亡枕藉、国家化为焦土，最终却一无所获的悲愤控诉。在他的代表作《战争哀歌》中，他借小说中士兵的口控诉：“流了这么多血，牺牲了这么多人，所为何来？”
另一位女性作家杨秋香，则以女性视角控诉了战争的罪恶、越共政权各种行为的残暴。她的激烈控诉，让相对开明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都难以忍受、暴跳如雷，并被阮文灵开除党籍和流放。
而他/她们的反思、疑问、哀痛，也是有良心的苏共、中共、朝鲜劳动党等政权中一些有见识和反思精神的干部、知识分子、工农所思所想的。俄国内战、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多少死亡与破坏，各种被冠以“失误”与“弯路”的惨烈悲剧，所为何来？
越南知识分子的这些反思是可贵的。但这对于越南国家民族，是远远不够的。越南的知识分子如同漂浮在河上的荷叶，的确是生机勃勃的。但大多数越南民众，则被掩盖在河面下的浊水中，浑浑噩噩的生活与死亡。而底层的弱势者的悲苦，则如河底泥泞般不得见光了。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生存环境，普遍的贫穷和缺乏知识，让越南人更多是隐忍、沉默、得过且过。这和既享有自由民主又安定富足、公民意识强烈、常年参与社会运动的韩国民众，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借被视为恶魔般的美军上校科兹之口谈到：美军士兵难以承受战争的残酷，一方面被要求有道德感和责任心，另一方面却又要他们杀人不眨眼，许多美军做不到，所以发疯了；而越南人，可以一边和家人作为平民一样正常生活，一边又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杀人，甚至砍掉许多接种了美国疫苗的越南孩子的手臂、堆成一堆。
而另一部电影《猎鹿人》中的美军士兵尼克，被俘时被越军强迫使用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死亡游戏。虽然他和同伴最终杀死越军、逃出生天，但尼克却无法从“俄罗斯轮盘”游戏中挣脱，沉浸其中，最终死于一次“俄罗斯轮盘”游戏中。而那些经常以“俄罗斯轮盘”戏弄战俘的越军，却不会纠结于这样的游戏。无论美军死去，还是同伴丧生，他们都习以为常。
越南人民军领袖武元甲在法越战争结束后曾说过：““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而后来的对美战争，北越从上到下，同样秉承如此的观念行事。
越共正是依靠如此的强悍、无情、摒弃同理心，不怕人命的牺牲、不畏美好的破碎、无视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损耗，生生的熬走了美军。
这些越南人如钢铁般坚硬而无感情，其实是一种精神麻木和道德沉沦。当然，战争下他们也只能这样做，并没有咀嚼痛苦和心灵反思的条件和平台。美国在越南阵亡4.6万、受伤15万，全美国做了无数哀悼与反思，成百上千的经典电影皆取材于越战相关，深深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思想与命运，并影响至今。而越南人，在战争中死亡超过一百万，受伤和致残者数百万，国土化为焦土，但整个国家、人民大众的主体，并没有普遍而深彻的反思。这恰恰是因为，战争对越南人太过于残酷、物质损耗和心灵毁损过重，如今也普遍没有摆脱战争创伤及导致的国弱民贫。
而越共军队及越南人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的确换来了国家的统一。相对于仍然处于分离状态的中国、朝韩，越南民族在1975年就实现了国家统一的梦想。但由越共统治的越南全境，却在上演着上述那些悲剧。
而越共统一了越南，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它所推翻的南越威权自由主义政权--越南共和国，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如果没有被北越吞并，是否可能成为韩国那样的、和台湾香港新加坡并列的、亚洲又一个腾飞而发达的“小龙”？
很多人都以南越政权的腐败、专制、暴力来否定它。但其实这颇受了中国官方宣传的影响，以及将西方媒体在越战期间对南越政权批判夸大后，产生的与事实有很大差距的印象。
事实上，越南共和国（南越）的经济，一直是好于北越的，在东南亚的表现也属中游。无论城市的工商业，还是乡村的农业，都颇具活力。在越南战争（从1961年南北冲突扩大化、南方游击战活力增强、美国直接介入，至1975年被北越吞并）之前，南越曾经有过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而后来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化，对南越经济造成很大打击。但即便如此，在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援下，南越经济仍然保持繁荣。这对于一个战争期间的国家，已颇为不易。被吞并前的南越经济繁荣程度，不亚于同时期已开始经济起飞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上半期即南越政权末期，南越仍然在保持经济增长、出口额还有所增加。
而在政治和国民自由度上，南越的确并不算一个充分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它仍然有着其他任何列宁斯大林式国家多的多的自由，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相对于思想单一、文化凋敝、国民整齐划一的北越，南越公民起码西贡等大城市居民权利自由都得到一定的保障，社会环境宽松。虽然吴廷琰时期曾残酷镇压佛教徒等群体，但并非对所有公民一律高压，且在吴廷琰死后镇压力度就大大减少。而南越政权强烈的军人专制特性，很大程度也在于它处于战争期间的不得已。
南越的一切和同时期的韩国相比，基本都不逊色甚至略好于韩。尤其考虑到南越处于战争状态、大面积的国土被游击队控制，能做到如此程度，南越政权中的政治家/政客、军人、技术官僚，基本都是尽了力。而1975年北越入侵后，南越军队并没有像中国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那样，除了辽沈和淮海战役外皆普遍不战而降，而是坚定的打了下去，从顺化、岘港，到春禄、邦美蜀，与北越军血战、节节抗击直到西贡陷落。
这些都说明了，南越也算一个颇有骨气的政权，成员也是人才辈出。“人才辈出”并非讽刺而是真言。如今的国人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加上当事人本就有的污点，于是无论吴廷琰及其弟弟吴廷瑈、弟媳“瑈夫人”陈丽春，还是阮文绍、杨文明、阮高祺等南越政治人物，被鄙夷的似乎一无是处、猥琐狼狈。但其实，如果和韩国那些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如朴正熙、全斗焕、白善烨等相比，未必就差到哪里去。如果南越没有灭亡，这些政治人物及其后继者的大戏，也会引人入胜。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劳工、妇女，也都会在有一定自由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各展风采、在历史激流中挥洒与激扬。这些风云人物也会让北纬17°线以南的越南有着与当今不同、但几乎必然更加繁荣和多样的面貌。在经济、民生、政治、社会文化上，即便不如韩国，也几乎一定是远好于如今越共统治的整个越南。开放社会，无论如何都胜于极权垄断。
但是，北越的吞并、越共的统治，让这一切只存在于假想之中。如今包括原南越统治区在内的整个越南，都笼罩在越共政权的巨手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几乎为零，政治民主也流于形式。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发展，只是让人们沉浸在纸醉金迷中。这与中国颇是类似。越南自古称为“小中华”（包括自称和被称），本是指其传承了汉文明的溢美之词，如今却讽刺的象征着它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共中国。极权的垄断和制压，摧毁了多样性与活力，即便仍有许多俊才英杰，也早已入了越共“彀中”，成为官僚、打手、御用文人。官办的工会和妇女组织，并不能充分捍卫她/他们的权利，更无法给她/他们带来自由解放。
当然，如果和金家朝鲜相比，越南还是让人欣慰。这也要归功于胡志明、阮文灵等越共领袖个人的品格和政治选择。越南人民，仍然还有一定自由，还能奔向世界谋求出路。它的今日仍然不算暗淡，未来也还有希望。
而越南和韩国相比，当然在政治、人权、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皆完全不在同一层级。韩国仅有半岛半壁、民族骨肉分离，但其繁盛比肩美欧日；越南国家一统，却反而将全国都罩进极权牢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悲辛和复杂。
而北越之所以能一统南越，也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强烈的反战思潮、人道主义价值观颇有关系。越战的残酷通过影像、文字、口口相传，让二战后生活在相对和平幸福中的美欧民众产生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既不想看到美军的死亡，也不想美军杀戮越共在内的越南人。“要做爱，不要作战”，强烈的反战声音与当时美欧的民权运动合流，最终促成了美军的撤出。
这的确让美国人不再于越南流血和死亡，美国人也不再杀戮越南人。但这导致南越政权丧失了依靠，越共政权才得以一统越南。当时的越共领导人黎笋之所以敢撕毁于1973年签订的、尊重南越主权的停战协定--《巴黎协定》，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其知道美国人普遍憎恨战争，不愿再重新卷入越战泥潭。黎笋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而隔壁柬埔寨朗诺政权倒台、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同样和反战浪潮下美国战略收缩、放弃了对扶植的右翼政权支持有关。
而那些反战人士，欢欣鼓舞于反战运动的胜利，却忽视了美军撤退后，被极权势力侵略的国家国民的悲惨。越南的劳改营和“投奔怒海”的路途上，数十万人悲惨死去，许多家庭骨肉分离。专制与贫穷笼罩下的越南，民众之苦不亚于越战期间。而社会的多元性和思想文化发展，更是夭折和毁坏。而越南邻国柬埔寨，更是发生了红色高棉将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约150万国民“自我屠杀”的惊世悲剧，死亡人数超过美军在中南半岛造成的死亡总和的数倍（且美军杀死的大多数是武装部队，平民只占少部分。越共和柬共杀害及致死的大多数是平民，还有一部分是已放下武器的军警）。
而专制极权统治国家后，不谈这些在特定时期的屠杀，其种种日常暴行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国民生命丧失、权利被剥夺、言论被钳制、社会失去活力和多元性，种种人权损害造成的损失，更是巨量而难以计数。
还有，西方进步人士、左翼分子，总是对越共等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左翼力量抱有好感，将他们视为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国霸凌的正义力量。他们却忽略了越共、柬共等势力的极权属性和暴力特征，其所作所为比美国和法国等殖民者更加残暴，权力垄断和社会控制更是远甚于南越威权政权、柬埔寨朗诺军人政权、老挝王室政权等右翼专制政权，与美欧的民主与开放程度更是完全无法比拟。
越共柬共等势力固然扮演了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弱势抗争者角色，但其对待国民的残酷程度却远胜于还将一些人道和底线的欧美、有一定社会自由的右翼政权。而知识分子则相对更加丧失自由和悲惨。如西方左翼思想家萨特，就支持包括越共在内世界各地左翼势力的反帝反殖运动，可他在越南的朋友陈德滔，却被越共政权迫害，折磨的死去活来。而西方著名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还曾经为红色高棉各种暴行辩护（还一度非常怀疑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真实性），认为红色高棉相对美国是弱势者，一些暴力行为是美国霸凌所逼、应该被同情和宽容。可红色高棉种种屠杀行为远超防卫外敌和内患的必要限度，且其屠杀对象大多数都是平民包括老弱妇孺（且99%以上为本国人）。在柬埔寨人民面前，红色高棉才是强势的统治者、霸凌者、屠夫。他们也并没有为民族带来解放，人民反而被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锁并以各种悲惨方式生活和死去。
西方进步人士对越共柬共的同情支持，与其对苏共、中共、朝鲜劳动党等势力曾经的支持同情，是类似的逻辑，也陷入了相同的误区，造成了雷同的恶果。这些西方左翼势力尤其进步知识分子，本心的确是好的，但客观上却成为了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外衣的各国残暴集团夺取权力、戕害人民的帮凶。
美欧反战人士和左翼势力的呼喊和对美欧本国政权的抗争，虽然让短时间内的美国人、越南人、东南亚各国人，都避免了一些因战争、国际冲突、外部干预造成的死亡和痛苦，还让越南实现了国家民族统一，但却让千千万万中南半岛的人民沦陷于极权，“短痛”变成“长痛”。而这些邪恶政权的存在，也成为世界自由民主、和平进步的巨大威胁。
而由民主自由势力主导的民族统一，只有西德对东德的一统。哪怕其分离也持续数十年，期间多少苦难与哀伤。一堵柏林墙，多少人为穿越它而殒命其旁。所幸的是，1989年柏林墙被万众推倒，次年两德统一。这既是民族情感与凝聚力的胜利，更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而朝韩、中国，何日实现民主统一？已统一的越南，又何日能够实现民主化、保障国民自由和人权呢？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相反，如今的世界，进步浪潮退去，保守民粹大兴，中国的政治更是极速倒退。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朝鲜半岛、越南，都难以实现全境的自由民主。
关于越南的分裂和残杀，还有特别值得提及和注意的一件事。越战期间，韩国派遣了数量仅次于美军的地面部队参与了战争。这既是与台湾、南越同病相怜共同防共的需要，也是美日韩军事同盟须尽的义务。相对于略讲一些人道的美军，韩军对待越南军民包括老弱妇孺极为残酷无情，经常使用残酷手段（类似于“三光政策”）虐杀战俘、平民、妇女儿童，屠戮镇甸村庄，韩军参与强奸妇女等暴行的比例也远超美军。在这些韩军身上，可以看到残虐至极的、皇道军国主义的旧日本军队的影子。
韩国一方面曾受日本残酷殖民，1970年代也未摆脱日殖阴影，本民族也发生了同胞相残的巨大悲剧。但韩国的军人，却又去另一处同样民族分裂、同胞相残的国家，参与战争与杀戮，去压迫更加弱势的民族。被强者压迫者，又去压迫更弱者，既可悯、又可恨、更可悲。
韩军在越南的这些暴行，曾经被长期尘封，直到韩国民主化时才逐渐公开并得到韩国各界关注。后来，金大中、文在寅等韩国政要都以委婉形式表达了道歉之意。
而日本一些政客，借机声称日韩历史上皆有包括性暴行在内的战争罪行，以图为日本/日军远较韩国人/韩军残酷、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罪行尤其性暴行开脱。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种说辞，也故意忽略正是他们的殖民和暴行，才直接间接的造成了这些悲剧。
尤其是，日本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满洲地区）殖民统治期间，培植了大量韩裔/朝鲜族军警，并移植皇道日本式的残暴纪律和军国思想。而这些类似于“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思想和言行，不仅影响了参加过日殖军队的朝韩军警，也传承到了后来的朝韩民族身份的军人身上。韩军、朝鲜人民军，以及其他朝韩裔军警，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如伪满洲国的朝（韩）族官兵、中共第四野战军（四野）中的朝（韩）族官兵）、在越南，都制造了种种残暴行径。
不过，日本殖民者虽有重大责任，但也不能为韩军脱罪。无论如何，韩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给许多越南人民带来了痛苦、屈辱、死亡，让越南民族的历史悲剧又多了沉重的一桩。而对韩国和韩民族，这同样是丑恶与耻辱。而当年也有朝鲜军人参与越战（包括派遣飞行员在越南上空与美国及南越空军战斗），与北越、苏联、中国，对抗南越、美国、韩国。越南民族和朝韩民族，这两个有着惊人相似际遇的民族，皆陷在越战泥潭中流血死亡。这是两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丑恶的“冷战（越南已属冷战中局部但酷烈的热战）”对世界人民戕害的残酷体现。


回到当下韩国：民权的曲折与进步的跌宕，在新的困境中寻求新的出路
韩国在实现民主化后，政治局势的惊险与跌宕，并不弱于专制时期。从民主化开启时民主派的分裂下“一卢对三金（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竞逐总统大位）”促成军政府残余在民主时代继续执政，到金泳三时期清算专制的延宕，再到金大中和卢武铉进步时代的高歌猛进与黯然落幕、李明博和朴槿惠代表保守势力的反扑、文在寅时期政治钟摆的再度游移，及各位总统皆无善终（文在寅暂时例外）的魔咒，都反映了韩国政治斗争的残酷与社会变革的曲折跌宕。
而2022年韩国大选中，进步派李在明不敌保守派尹锡悦，及尹锡悦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反动政策，让韩国进步势力追求社会平等与国际正义的理想再告夭折，韩国弱势群体也将再次陷入相对被侮辱与损害的境地。
进步派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棘手的关键问题、涉及更甚层次人性的问题，成为其折戟沉沙、韩国文明进步陷入瓶颈的主要原因。女权与性侵害问题，成为了进步派高歌猛进下折戟的关键。韩国三位进步派大将朴元淳、吴巨敦、安熙正，都因性侵害丑闻悲惨落幕，朴元淳还自杀身亡。而朴元淳数十年来以女权主义者、捍卫妇女权利的先锋人物示人和做事，自身却因性骚扰丑闻而死，实在令人唏嘘，也充分反映了人性的局限与脆弱。
而在国民住房问题、官员滥权问题、不当蓄财（腐败）问题上，进步派也常发丑闻，或解决不力。包括金大中、卢武铉这样的进步派领军人物、身居韩国总统之位者，以及曹国这样的曾经前途光明的政治新秀，都曝出相关丑闻，也都涉及人性普遍存在的自私丑恶。进步派所称所言，与内心及实际行为，颇有落差。
关于这些，我在《“通行证”还是“墓志铭”：卢武铉、朴元淳的自杀与当代进步主义的困境》一文及其他关于韩国政治的评论文章中已有叙述，在此不再详细展开。总之，韩国进步势力主导的革新政策、推动的民权运动、践行的道德政治，都发生了重大偏差甚至一些丑闻，无论社会变革进程，还是进步派自身，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之所以出现如此困境，既是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更是人性存在根深蒂固的弱点与丑恶，以及国内保守派和国外仇韩势力的明枪暗算、内外夹击。
而尹锡悦上台后，对内压制女权运动、劳工运动、LGBT权利运动等弱势群体的抗争运动，对外媚日亲美仇北，并压制国民对于日本历史罪行的声讨。虽然，起码其对外政策有一定苦衷，但是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则无可辩护。巨大的历史逆流，让文在寅时期的进步成就被打了折扣，且未来还有程度更严重、后果更可怕的倒退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韩国整体的民权民生水准，仍居世界前列。而韩国进步势力，也历经数十年成长、在政界、法律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科学界都树大根深，形成绵密的网络并不断传承。
而更根本上，是他/她们依托着一个独立自主、富裕强大、文明繁荣的民族国家，有可靠的安全、充分的资源、深厚的基底。即便是右翼保守政权执政、内政外交有所倒退，也不敢逾越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的红线。韩国这样一个高度同质的单一民族国家，让韩国进步力量得以没有太多内部掣肘、也更不受外部干预的发言、连结、行事。对于韩国电影人在内的知识分子而言，韩民族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成就，是他们思考、批判、创作、实践的源泉与根底。而国家的独立自主、政治上的民主、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保卫其自由创作不受内部阻挠和外部干扰的底气和屏障。
《太白山脉》导演林权泽，之所以可以指导诸多震撼韩国内外的电影佳作，正是在于韩国极为优越的创作环境。关于创作环境的优越，很多人只注意到自由民主体制的优势，但其实还有韩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强劲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对反思内外灾祸历史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包括《太白山脉》在内的韩国现实主义电影，都取材于韩国真实的历史获现实事件，与国家民族和普罗大众密切相关，每个电影都能引起几乎整个韩国的广泛共鸣。
而如果创作内容中涉及对外问题，有了广泛支持，创作者也不必担心影响外交。韩国拍摄了许多涉及日本、美国、中国、满清等外部势力入侵/在半岛犯下罪恶的影视剧，从不担心影响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不仅比对外虚张声势、实际总是顾忌外交的专制中国强得多，也比台湾好的多。台湾方面因为考虑到与大陆、与日本、与美国、与东南亚等国关系，在历史与现实题材影视剧/纪录片上都颇为收敛。而韩国从不避讳，并不因韩中关系、韩日关系、韩美关系而委婉避忌，还往往在影视剧中表达对入侵者强烈的憎恶情感。
这反映着韩国国民民族情感的激烈、对国家热爱的深沉、同胞之间团结之紧密亲爱之真诚。这既促成又保护了韩国影视剧作者取得辉煌的创作成果，让韩国人民民族自信心与勇气更加提升，继续反思和奋进。
面对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韩国进步势力也在困惑和思考。例如朴元淳曝出性丑闻并自杀后，执政的进步阵营“共同民主党”就声明会深刻的反思检讨。未来，相关事件或许会被搬上银幕，成为与《熔炉》、《杀人回忆》等影片齐名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让韩国人更加深度的审视人性的复杂、善恶的并存、社会结构的不公义，掀起韩国民权新浪潮。
而韩国进步力量，也从未忘记北方的同胞。无论韩国人权怎样恶化，也都没有像三八线以北那样地狱般环境中的人们（除了极少数权贵）那样，完全浸泡在苦难与绝望中。韩国进步力量并未因北方的专制和敌对而仇恨之（这与大多数台湾让对大陆人的看法，颇是有异），相反寄予了颇为正面的理想与情感，并因此在各领域都颇投入心血。
政治上，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的“阳光政策”，让冰封的朝韩关系得到解冻；经济上，开城工业园区的一波三折，也能看到进步派以经促政的热忱和受挫后的黯然；文艺影视领域，从《共同警备区》到《铁雨》，一系列涉及南北关系的电影，都明白的表达着对北方同胞的同情与挚爱……虽然北方并不还以善意，甚至恶意利用了韩国进步派的良善以巩固金家王朝统治，但是韩国进步派仍然痴心不改，迄今仍保持对北方同胞的极大友善。
虽然铁幕北边严密封锁涉韩信息，但从官员到平民，也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半岛南部的真实情况。他们对韩国物质的极度丰富繁荣惊叹不已，而了解到韩国自由民主和文化昌盛，更让他们看到另一种人能有尊严活着的世界。
2016年，流亡韩国的前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现改名为“太救民”），其在瑞典工作时就看了林权泽的《太白山脉》，感触颇深。他从影片中的廉尚珍等人的出身和境遇，看到了自己和家人的影子，以及从充满理想到陷入困惑乃至绝望的心路历程。他叛朝投韩、抵达韩国不久，就要求与林权泽导演见面，两人见面后深谈许久。二人都热爱着朝韩民族，都在苦苦思索着半岛走向统一和解放、实现全民族持久幸福的路径。
太永浩被《太白山脉》深深触动，也反映了影视作品影响力的强大，这部电影思想之深厚、情感的真挚动人。“电影改变现实”，并不只是一句理想化的口号，起码在韩国，是真真切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的。
但这些，还远远不能让半岛北部的解放与民族统一梦想成真。统治朝鲜的金家和其他权贵，始终都将自身的存亡和利益放在首位。他们当然不愿意自由民主的实现，因为那几乎意味着自己末日的必然来临。面对韩国进步派一次次伸出橄榄枝，金家有时虚与委蛇，有时冷眼相待，甚至有时和韩国保守派勾结，挤兑更关心朝鲜人权的进步派。核试验、导弹发射、关闭开城工业园，朝鲜一次次让韩国进步派“热脸贴上冷屁股”。
半岛分裂、民族骨肉分离、北部以千万计人民的极大苦痛，仍然将长期持续下去。韩国进步派在这些挫折后，也在迷惘、思考、寻找解决之道。这与进步派在内政上的挫折一样，既让他们困惑和痛苦，也迫使他们更深的思考，在这个不断剧变的新时代探寻朝韩民族的新出路。
在晦暗难明的前路上，仍然有着希望的光。路边的金达莱和木槿花年复一年的枯后又新生，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勃勃生机。生生不息的朝韩民族就像这些花木一样，旧的茎叶枯萎凋谢后，新的蓓蕾仍会重新萌芽和绽放。

王庆民
2023年（檀君纪元4356年）5月28日
共和历231年牧月铺地百里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