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英，这位被历史淹没，参加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的军事将领为何在三十年代初脱离中共，本文予以叙述。
首先，徐之脱党，有一定历史因素。此前，徐光英已在党内受过两次重大处分。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当时，他参与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后，被派往唯一由中共直接控制，以叶挺为师长的北伐军二十四师任参谋长（南昌起义后整编为十一军，仍以叶为军长，徐为参谋长），作为军事行动的策划及指挥者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抵达汕头后兼任警备司令及公安局长时，曾下令将几个趁乱抢掠者枪决。为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记律决议案》中受留党察看处分。徐对处分理由（擅自逮捕并杀趁机抢劫贫民）深不以为然。第二次，徐光英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军事行动策划人，领导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最高领导人张太雷事前曾问有无把握占领广州，徐以军事角度直言：有，但守不住。军事失败后，徐被李立三直接开除出党。徐极为不服，上书申诉，表明如不获谅解，将孤身奋斗。虽然此事周公后来派邓中夏重新处理，加之苏俄广州领事馆人员作证，徐被开除出党的事不了了之。但无论李立三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的处理导致叶挺脱党，还是李下令著名的工人领袖，徐的好友周文雍，立即返穗，导致其牺牲，都使得徐光英对李立三反感，埋下了他日后脱党的伏笔。
而直接导致徐光英脱党同两年后的百色起义有关，百色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贺昌。贺是山西柳林人，二二年参加中共，他曾是中共早期高级党务工作者，并担任重要职务。百色起义是中共联合广西地方实力派第七军俞作柏、李明瑞发动的，两人都在起义后加入过中共，俞作柏的胞弟，后来红八军军长的俞作豫是参加过广州起义，二七年入党中共党员。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派徐光英前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桂系）任参谋长，但前往接收失败。此时中央认为机会成熟，贺昌便派遣中共人员陆续前往广西，徐光英任教导总队主任（副主任张云逸），起义发动后，徐任左江军委(红八军)负责人。在面临国民党军进攻时，俞作柏自己出资，请徐光英跨境前往越南，为红军购买几架飞机，用于作战。之所以让徐前往，是因为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而法国驻海防警备司令，是徐光英当年在法国留学时所读军校的校长，要通过他行事。当徐抵达海防不久，消息传来，军事失败（红八军失败，红七军在李明瑞率领下转战五省抵达苏区，李明瑞后被冤杀。）。随后俞作柏、俞作豫也来到海防。徐光英便将购机款归还给俞作柏。之后转道来到香港。在香港报到时，南方局书记贺昌向徐索要购机款，徐说已在越南还给俞作柏。没想到贺昌极不友善地拂袖而去。不久，徐收到贺昌给他前往上海党中央报到的接头人。当他抵达上海，发觉接头人、地点都不可靠，而且也没人来见他。过了一段时间联络到聂荣臻，聂告诉徐，贺昌在向中央报告百色起义时，说他将购机款私吞。徐光英勃然大怒，觉得贺昌血口喷人，挑拨他和周公的关系。不过他还是说明了事件原委，并提供了俞作豫作为证明人。事后，中央对此作了调查，俞作豫出面证明了徐光英的清白。但中央仍然作出徐光英犯错误的结论：购机款不应还给俞作柏，而应给红七军。徐光英再度深表不以为然，他表示技术上无法办到，当时军事失利，黄绍竑军扼守镇南关这一唯一通道，他无法返回广西，而且红七军已经转移。
当他深感郁闷之际，也正是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左倾盲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之时，中央不顾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现实，四处举行城市暴动，徐光英被派往北方组织暴动，徐对曾开除他党籍的李立三历来反感，广州起义后，他曾为广州起义牺牲的数千工人深感难过，后来他被李立三派到饶平，又领导过福建平和起义，站在军事角度，他认为造成的是工农无谓的牺牲。而当时的北方地区，没有经过大革命洗礼，没有群众基础，在此发动城市暴动无异于飞蛾扑火。而此时新任的北方局的书记，又恰恰是他心中厌恶的贺昌。中共是一个将“只有党指挥枪，没有枪指挥党”原则贯穿始终的政党，徐光英虽然是二一年法国少共发起人之一，比贺昌入党还早，但作为职业军人，如同一众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人一样，在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军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务工作者的指挥。在他既不认同李立三左倾路线，更不想再次在他厌恶的贺昌的领导下工作的思想下，徐光英拒绝了任命。贺昌在北方组织了一些暴动，全部失败。而后，在清算立三路线时贺昌受到波及，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决议案》，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被撤销，随后他进入苏区，红军主力转移时，随瞿秋白等被留下后牺牲。徐光英则未前往北方，此时上海情形变差，不断有人被捕，中央机构人员都在转移，他与党失去联络。如果执意去寻找，应该可以重新找到，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小结：徐光英脱党，并非因为信仰发生变化。而是由于以下其它因素造成：
尽管他曾在申诉书中提到，为了革命他早已准备牺牲家庭，自己的生命，希望得到谅解。但仍然屡被处分，或被判犯错，他觉得对他不公。特别是贺昌在百色起义后对中央的报告，他认为是有意诬陷。
对李立三路线的不认可。作为职业军人，他不免站在军事立场，衡量实际利害；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党务工作者，往往从政治或共产国际角度考虑。两者有思维冲突。
个人性格。徐光英性格刚烈，宁折不弯。如果最后在上海能积极争取向周公当面解释，或许可以冰释前嫌，但他又不愿。
最后不能不说到他脱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点，人事原因。
这其中，贺昌当然是第一位，原因不复杂，贺昌使得徐光英失去了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周公对他的信任。贺昌曾随周公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南昌起义。之后贺昌就开始在上海从事中央党务工作。数年来，与党的实际领导周公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二八年，贺昌与后来中共最具传奇色彩的女特工，时任中央书记处秘书黄慕兰结为夫妇，也是周公批准的。正由于这种关系，使得周公相信了贺在百色起义后对徐的说辞，这使得徐倍感彷徨，再加之后来徐不愿再次在贺昌领导的北方局下工作而脱党。
第二便是周公，二人关系要从法国勤工俭学时代说起，周公二零年赴法，徐一七年；周公二四年回国，徐二六年。周公二一年创建法国少共，徐也是发起人之一，两人在法国至少有三、四年一同从事革命活动。二人年纪相仿，周公略长，徐视周为兄长及直接领导。徐自苏联回国参加北伐，立即成为周公组建的中共首个军事委员会成员。当时周公正在筹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前两次因为军事组织不力而失败，对徐的到来，周公非常高兴。起义胜利后，周公将徐光英派到叶挺二十四师任参谋长，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绝对主力。广州起义徐光英被开除党籍，又是周公出面否决了李立三的决议。对于最终周公听信了贺昌，使徐倍感失意。徐光英二一年加入中共后，二六年才自苏联回国，原本到苏联是准备留在东方大学教授军事的，但中共急需军事人员才匆匆回国。因此，大革命国内早期活动他参加有限，党内人事上渊源不深。因此，与周公的关系对徐而言尤为重要，一旦失去信任，便会觉得在党内失去依靠。不过，尽管有历史上的崎岖，徐对周公的敬佩之情，竟是终身未变。
第三位便是李立三，徐光英对李立三充满义愤，不单纯是广州起义后被其粗暴开除出党的个人恩怨，更多是他认为，李立三应该为其错误路线下无谓牺牲的大批中共党员及工农群众负责。而他脱党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当时李立三一度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他实在不能认同让他再继续搞城市暴动的路线。
徐光英脱党时 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联络十九路军军人，参与“福建事变”，并在在国民党左派胡汉民、朱蕴山、李济深周围，联络北方张学良、韩复渠等地方势力，参与爱国将领方振武、吉鸿昌、张自忠等将领在北方的对日军事行动；全面对日战争爆发后，受戴笠之邀，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元老，造就下一段传奇人生。
他曾以“只想抗日，无意发财” 婉拒张学良让他统领控制金矿的心腹军的邀请。抗战前期，他率军驻守广西，兼任当时仅存通往陪都重庆及贵州、湖南战略物资运输货运中转站站长，一个敛财的绝佳职位。而那时，他的子女却要依靠国民政府提供的助学金，才得以继续学业。抗战后期，桂南地区长时间几乎仅存他所率领的别纵军坚守，军政合一，他亦未曾利用权力谋求私利。他一生清贫，八十六岁因病过世时身无余财，这也侧面说明贺昌当年导致他脱党的说辞纯属诬陷。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军人本色。
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人徐光英脱党缘由
版主： Softf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