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4 — 中国人不应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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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5周年前夕 民运组织在中国驻美使馆外悼念遇难者
2024.06.02 12:44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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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5周年前夕 民运组织在中国驻美使馆外悼念遇难者 六四3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美学自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魏京生基金会等多个民运组织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游行，以悼念35年前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Jim摄影

六四3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美学自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魏京生基金会等多个民运组织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集会，以悼念35年前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香港报纸在六四纪念日前留置头版空白

“打倒共产党！解放中国！”

“打倒共产党！中国民主！”

“打倒共产党！世界和平！”

在反法西斯颂歌《安魂曲》中，百多位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于6月1日下午齐聚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以纪念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1989年6月4日，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屠杀”。当时，大量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并反对腐败。然而，当局对此实施武力镇压，调遣军队和坦克进入北京市区，对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六四惨案的具体伤亡人数在中国仍是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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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屠杀”。(路透社)

这起人道悲剧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上，六四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谴责和制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严重受损。而在国内，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言论和政治活动的控制，遏制了民主改革的步伐，并对涉及该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了严格审查和封锁。直至目前，六四事件仍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禁忌话题，官方对此持回避和掩盖态度。

在6月1日的纪念活动中，全美学自联宣布，将2024年度“自由精神奖”颁与在押政治犯张桂祺，以表彰他不畏强权、坦然面对因言治罪的不公逼迫。全美学自联前理事陆文禾博士与王平博士在共同颁发奖项时，宣读了授奖声明：“今全美学自联特向张桂祺先生颁布2024年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以致敬当下无数如张桂祺先生为中国民主自由之路默默奉献，且无比勇敢的中国大陆人权斗士。是他们的前赴后继，用自身无畏言行不断冲击中共独裁暴政的铁拳，以尝试为中国人民争取一丝生而为人的基本人权待遇。”

据介绍，张桂祺生于1971年，山东省莘县人，笔名鲁阳，网名“鲁西狂徒”，是知名的民主异见诗人及作家。他曾创办“扬子宛诗社”、“中国当代诗歌论坛”、“中国自由文化论坛”及“中国诗人大讲堂——文殊书院”。他还是中国民间第一部宪政纲领性文件《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桂祺在长期的诗歌文学创作中，因秉持民主色彩且颇具影响力，而遭到当局的严酷迫害。2020年4月，张桂祺在网络视频中发表“习近平必须下台，中共政权必须结束”的政治言论，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随后获刑6年，至今已在监狱中服刑4年之久。

全美学自联理事古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的专制暴行无法阻止民主自由薪火相传。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暴行，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也许我们个人的生命不足以见证这个政权最终的倒塌，但生命是生生不息的，我们和他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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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法西斯颂歌《安魂曲》中，百多位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于6月1日下午齐聚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以纪念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同胞。（陈闯创律师X/@1957spirit）

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告诉本台，海外民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号召国内的民主人士反抗暴政：“第二重要的就是，要说服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第三是利用网络等等，向国内宣传新的思想。人们有了新的思想，才可能有新的行动。”

记者：经纬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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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活动人士盛雪遭死亡威胁 洛杉矶警方出警保护
2024.06.01 11:47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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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活动人士盛雪遭死亡威胁 洛杉矶警方出警保护 在本次座谈会中，洛杉矶当地警方将多辆警车停靠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门外，并派出了警员进入座谈会现场进行保护。
盛雪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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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屠杀三十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于5月31日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座谈活动，名为“一起推翻中共邪恶暴政墙座谈会”。在本次座谈会进行前夕，座谈会的主讲嘉宾民主活动人士盛雪遭遇了死亡威胁。

洛杉矶民运人士中领馆外举行国际良心日集会声援中国政治犯

盛雪出席洛杉矶座谈会遭死亡威胁 当地警方出警保护

本次座谈会于5月31日下午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进行。会前两天，社交软件推特上出现了一条针对盛雪的死亡威胁信息。该信息的发布者是一个名为“英京长一郎”的推特账号，威胁信息的内容是：“死亡时间5月31日，不知道你的头骨和9毫米那（哪）个硬（，）所以请别戴头盔让我试试，我现在就在la（洛杉矶），当天我会去台下看你”。目前，这一推特账号已被冻结。”

在5月31日当天的座谈会上，盛雪发言表示：“因为它（中共）知道，我们每多一个人看透了中共暴政的本质，看透了它的反人类的性质，每多一个人走进民主的队伍，去推翻暴政的队伍，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所以，恰恰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共）的恐惧。”

在本次座谈会中，洛杉矶当地警方将多辆警车停靠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门外，并派出了警员进入座谈会现场进行保护。盛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死亡威胁信息出现的当天，她已经报了警。她告诉记者：“我受这种攻击、威胁确实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清楚明白地，有时间、有地点、有方式、有武器的直接威胁，还是比较少见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常务副主席界立建告诉本台，为保护盛雪的安全，作为主办方的该团体联络了安保公司：“提供了防弹衣，但盛雪老师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不会怕任何威胁，防弹衣我今天就不穿了，代表我不惧怕他们的任何威胁。”

界立建也表示，在座谈会现场，除了有警员进行保护外，活动主办方布置了六名负责安保的人，大洛杉矶台湾会馆方面也通知了安保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活动主办方对进入座谈会现场的人作了身份信息登记。此外：“两位义工也是一左一右，如果有人冲主席台、突然冲击，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制。”

盛雪讲述会后遭遇 怀疑遭遇跟踪

在本次座谈会上，盛雪谈到了中国在习近平治下的现状，表示目前人权已经不存在于中国。她发出呼吁说：“今天的中国，完整地是一个国家暴力恐怖主义下的黑幕。而这个黑幕，需要所有人去出力，把它撕破。”她的这番话，引来了现场上百位听众的掌声。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嘉宾，还有台湾民进党美西代表吴兆峰和满洲独立运动人士梅凤杰。在活动结束之后，盛雪搭乘梅凤杰驾驶的汽车前往人权律师陈闯创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的事务所。盛雪表示，当天黄昏时分，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停车时，发现他们身后有一辆车也停了下来，车中有人在拿手机拍摄他们。当盛雪靠近那辆车试图拍照时，那辆车便开走了。盛雪说：“我把它的侧后面拍下来了。那个车一看我是走过去拿着手机要拍它，赶紧开走了。所以我怀疑，是有人在跟踪我们。”

记者：孙诚. 责编：梒青. 网编：伍檫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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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creaders.net
纪念六四的两个迷思：平反诉求 & 侧重反思--万维读者网
27–34 minutes

高瞻评论文章：“六四”事件距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经历过那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和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人们“从来不曾未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大陆人都会在心里、香港和全世界人都会在街头，一起点燃烛光、发出呐喊。但是，在每次纪念“六四”的时候，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两个迷思。三十五年后的今天，第一个迷思依然弥漫，第二个迷思则愈加浓重。

01

第一个迷思

第一个迷思，集中体现在每年香港和海外纪念“六四”时主要的一个诉求“平反‘六四’”上。

“平反‘六四’”的主体，自然是中国共产党。每当听见、看见这个口号时，我都忍不住想：提出这个诉求的人有什么根据如此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痴心妄想能等到共产党给“六四”平反的“金鸡消息”，又有什么理由这么持之以恒、十年一日的期待会争来共产党给“六四”平反的昭雪诏书呢？

很早以前，我就对天真地认为中共未来的第几第几代领导人会为“六四”正名的人们分析过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共产党和我们同样清楚，为“六四”正名就是彻底否定了他们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就如同一个累案的连环杀人犯绝不会在又一回发誓“永不再犯”后能逃脱死刑一样——这个恶魔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断地除掉每一个试图抓住他的人。现在看来，这种正儿八经的分析精神，本身就显得多余和幼稚。

九十年代初，今天北大著名的历史学家、当年研究生刚刚毕业的罗新说：“想要出名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举着“平反‘六四’”的牌子从南门往外走，一句话不用说，只要有半个小时时间走到友谊宾馆，你就举世闻名了”；我们听了一笑，知道这个想法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只要踏出北大，应该不会有机会等你走到中关村路口——但至少那个时候我们还敢这样想想。

1989年我们为政治能走出校门、能在长安街游行、能在广场绝食、能在天安门静坐、能在纪念碑上演讲，今天南京师大中北学院学生在校园里抗议撤校就被打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1989年最黑暗恐惧的时刻，尽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军警始终未敢公开闯入北大清华一步，今天江苏各个独立学院中防暴车遍布、“警察比学生还多”；1989年前我肩扛李国庆借给我的气枪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今天买把菜刀都要实名；1989年前我坐107路电车路过平安里，寂静凛冽的夜里一个老妇人破口大骂“邓小平我操你妈”，车上所有人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今天天安门升旗仪式上一个看客说了句风凉话瞬间被混进人群的便衣拖出暴打扔上警车；1989年“四一九”当夜人们愤怒地向街对面行凶后的军人投掷石块，今天一个残疾人向警察远远挥动木棍被当场射杀……你想让一届复一届的比当年制造惨案者更野蛮、残暴和虚弱十倍、百倍、千倍的政权去给“六四”平反，还不如去与虎谋皮、狼口夺食来的更实际些。

据说，胡启立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连续十几年都向中共中央投书，要求重新评价和最终平反“六四”。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不公正处理、具有改革精神和正义感的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和前党的领导人，胡启立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具备追求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痛改前非、唤回民心、重新“伟、光、正”，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和胡启立不一样，我们对共产党早就没有了任何幻想，我们的境界和眼光应该比他高远的多。我们年复一年的纪念“六四”，绝不是日复一日的指望共产党能幡然悔悟、回头是岸、改弦易辙、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更不是企盼共产党能早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继续指引和领导我们。我们时时刻刻的牢记“六四”，目的是要一次次提醒中国和世界：“不忘惨痛、牢记血债”，宗旨是要一遍遍告诉中国和世界：共产党早已成为无可救药的历史绊脚石、必须彻底予以清除扫荡，中国共产党恶行已经罪无可恕、除非退出历史舞台以谢天下。

我和要求“平反‘六四’”的人们在信念和愿望上没有什么不同，身在世界各地不管哪个纪念现场，我也会自然而然地和其他人一样高呼“平反‘六四’”，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意志。我同样相信，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式的口号，“平反‘六四’”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毕竟还有相当数量善良的人们仍在期望共产党弃恶从善、改弦更张。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们应该看得更深更远；我们必须知道：作为追求目标的“平反‘六四’”，既与现实与实际脱节，也落后于历史和时代发展，还容易走向歧义、引起错觉，似乎这种可能性还仍然存在。如果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平反“六四”上、要是真的幻想共产党能平反“六四”，将会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试想：要是共产党平反昭雪了“六四”，他们就可以再一次被原谅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共产党凭什么还要给你平反？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人民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统治者去为“六四”正名、去对“六四”认可——相反，如果我们确信共产党是反动、逆历史潮流的，那么他们仇视“六四”，正说明八九民运和“六四”的辉煌与不朽。

纪念“六四”中的两个迷思

02

第二个迷思

纪念“六四”中的第二个迷思，就是认为：一个事件之后过去的时间和年代越久，纪念越应该侧重在“反思”；今天再纪念“六四”，其主要内容和意义就是对“六四”进行“反思”。

这种迷思由来已久、传播广泛，长期蒙蔽人心和混淆是非。

对一个极其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痛定思痛，在最新的材料信息、认识高度、理论方法、对事件结局掌握和参照物拥有的基础上回溯过去、进行反思和反省，是每个人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不能强迫所有人进行一样的反思与反省，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去主观推断，更不能用以今天视角和眼光臆想出的可能和推演出的结论去要求、指责当年人们的行为。反思，是与纪念“六四”平行的工作，而不应成为纪念“六四”的主体，更不该替代纪念“六四”本身；反省，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给后来人以经验和教训，而非借此指责和挑剔先行者，更不能变相的为中共暴行开脱；反思和反省，也绝不应该作为事后诸葛亮、证明自己先知先觉的途径和手段。

如果不因人废言，马克思的话是不错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遇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三十五年前发生的八九民运，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真正独立、纯粹、自发的全民民主爱国运动。以北京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黑手”、没有由任何势力所操纵、没有被任何人当成工具、没有受任何党内权力斗争的干扰和影响。他们的行为完全源于最单纯、最美好、最真诚的愿望和动机，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贪污腐败的义愤、对专制压迫的反抗、对中国改革和进步的追求。他们即是顺应人心所向，又是被迫逼上梁山。1989年4月中旬北大学潮

初起，有人问王丹是否要参与，王丹说：“有史以来的学潮或者被官方利用，或者根本没有前途——我还是搞我的民主沙龙吧！”五天后，我在日记里引用王丹的话后写道：“王丹这回错了，此次学潮与以往根本不同的伟大和令人自豪与骄傲之处，就在于它是彻底独立、纯洁、自发的，任何人既无法阻挡它、也不可能操纵它”。“六四”屠杀之后的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北大这个风雨飘摇的孤岛中寂静深夜的斗室里，我们心潮汹涌、悲愤难抑，一遍遍追忆回味着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探寻着刚刚走过的每一步的得失对错。

计算机系一个教师说：“学生们哪会了解共产党里阴暗的内情铁幕？哪会知道共产党内卑鄙的烛影斧声？学生们本着宪法明文、本着天下大道、本着人间正像、本着世界公理、本着正常逻辑来思考、来行事、来进退，而共产党却从来不讲任何程序、践踏一切法理、违背所有规则、无视全部公义，翻云覆雨、朝秦暮楚、两面三刀。面对这么一群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流氓、奸佞和小人，你让学生们怎么去应对才能、才算不失据、不逾矩？责难、批评学生们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你要让学生们和他们一样吗？难道你想让学生们也成为策略家、纵横家、阴谋家，上钩下联、内勾外结吗？学生们纯洁无暇、光明磊落、一尘不染、甚至天真烂漫，正好狠狠打脸了‘党内黑手勾结和操纵以反腐败、爱国和要求民主为虚假旗号的别有用心者，一起煽动动乱和发动暴乱’这一对学生和赵紫阳的诽谤污蔑”。他这一番话，三十五年后听了，仍有先知般的回响。那些至今仍然纠结纠缠不清的所谓“反思者”们，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三十五年来没有任何的长进。

共产党的政治本身就肮脏漆黑、波谲云诡、暗箱操作，学生们不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不是野心家，背后没有共产党造谣的“党内有权力的长胡子的人”，他们有的只是一腔热血、怀的只是一腔义愤，他们“不知进退”——不知黑箱政治和潜规则下的“进退”，有什么可以责备和需要自责的？按照“反思者”们的逻辑，是不是学生们以后在争取民主进步之前还要先像他们一样学会听床的本领臆想出上层权力结构状态和分歧斗争内幕、找到政权内的同情者同盟军和靠山大树呢？是不是学生们以后在追求自由人权之前还要先像中共那样去莫斯科或者中央情报局受训成一个熟悉当权者政治阴谋又具备高超手段的职业家？成为阶下囚、保外就医期间的陈希同在口述回忆录《众口铄金难铄真》里反复强调：“六四”镇压过程中的具体决策过程他一无所知——哪怕给他的话打个折扣，也可窥见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黑箱作业——。连贵为国务委员、镇压所在城市的市长都不甚了了的内幕，学生们又如何能知晓和顺势？

貌似理性公正客观的一味追究学生们的“失误”、最后得出“责任一家一半”结论的“反思“，实质上是在减轻中共罪责、将其行为合理化，是在把“六四”惨剧的一半责任从罪魁祸首身上推给无辜和受害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反思者”周孝正经常自鸣得意的回忆：“学生当年幼稚无知，对我说解放军不会打学生；我就问他们：‘你说解放军不打学生，那解放军不打学生打谁？！’”在他的语境下，解放军行凶合理合法，而学生们因为天真无知所以被打自找活该。这等同于说：不是政府一步步把学生逼上梁山，而是学生最后把政府逼到绝路——这和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说的：“我们必须开枪，因为我们被逼得一步都不能再退了”实际上成了是一个腔调。

没有原则、不讲立场、脱离历史条件的“反思”，必然走向梁柱磨刀霍霍要亮剑的“历史虚无主义”。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香港人要不要反思？为什么顽固地坚持不切实际的“五大诉求”，而不是在港府已经宣布永久撤回“送中法案”后立刻见好即收？最后惹得中共直接让全国人大颁布“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香港人也该有一半责任——再往前说，香港人在蛇蝎卧榻边睡了几十年，亲眼目睹了“六四”时共产党的穷凶极恶和倒行逆施，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一开始就接受弹性大得多的“送中法案”，非要虎口扳须、逼得共产党破釜沉舟，非要给共产党机会和借口下决心实施一直引而不发的收拾香港的“总体解决方案”，这不是活该倒霉吗？

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1956年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反思？为什么想不到共产党豺狼本性、认不清中共在“引蛇出洞”，非要逞一时之强、图一时之快，结果不但中了魔鬼奸计，自己家破人亡，还断送了苏共二十大之后难得的宽松解冻，更使民国后残存的一线自由血脉被连根拔除、再无苏生，这一切知识分子们不是咎由自取吗？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1958年的彭德怀要不要反思？彭德怀附逆多年，明知道毛泽东暴戾成性、闻过则怒、胡作非为，为什么还要捅马蜂窝、上什么《万言书》，结果激怒毛泽东恼羞成怒、反道而行、变本加厉，终于酿成和作下饿殍千里、易子而食的大祸和大孽，彭德怀是否也难逃其咎？

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再回到“六四”，如果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不但不能证明“反思者”有关赵紫阳是被学生连累的论点，反而会得出赵紫阳更应反思的结论：第一、如果学生们囿于年轻幼稚，既无法察觉保守派的处心积虑、也难能配合改革派的苦心孤诣，那么赵紫阳最该做的就是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方法，把实情和其中厉害向学生们传达清楚；第二、在戒严已成无法更改、难以挽回的事实时，赵紫阳最该做的或是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将以有为，或是螳臂当车、死而后已、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是自暴自弃、甩手一走、小不忍乱大谋，让刽子手们再无丝毫顾忌和任何制约的为所欲为、几近癫狂。

没有原则、不讲立场、脱离历史条件的“反思”，也必然导致严重自相矛盾和无法自恰的困境以及最终的取消主义。如果真如周孝正所说，既然形势根本不受学生左右、主动权完全被政府掌控，那么学生们有什么条件和资格“与政府互动”、“负一半的责任”呢？既然共产党本质是杀人、开枪是必然，既然邓小平在四月底就调集二十万军队、武装到了牙齿，既然邓小平早就抱定“杀二十万人头换二十年稳定”的信念，既然反动政府蓄意怂恿学生毫不妥协——诸如他举例“北京军区向广场学生捐了三千套木板床和被褥——，那么显然，无论学生怎么做、无论学生是否退让、无论学生是“绝食改撤退”还是“绝食改静坐”，结果都毫无二致、都不以学生意志为转移、都无法使事件逆转——或许屠杀会推迟，但后面的清算、追剿和倒退绝不可避免。有了这个结论后，继续的“反思”自然而然就是：实际上早在“四.二六”社论之后，既然政府杀气已然毕露，学生就应该适可而止、回校复课；更进一步地，其实“四.二六”社论后再罢手不干已属亡羊补牢，要想让当年的改革不发生停滞和逆转、让当年的改革力量不全军覆没和一网打尽，八九民运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从“反思”“六四”始，至取消和否定八九民运终，是这种“反思”的必由之路。

2021年“六四”前夕，周孝正和王丹有一个电话对谈，周孝正说他坚决反对街头政治，王丹问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能选择吗？如果有，请指出一条”，周孝正回答：“我指不出来，但肯定有！”我想周孝正自己都无法否认，他“肯定有”的“其他方式”如果说出来，一定就是：什么都不做。

中国和世界的革命进步史上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和自我怀疑。他们自以为是的理性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轻而易举的导致了怀疑主义、失败主义、妥协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反倒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中共之流，总是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真正的反思，即便不谈原则、立场和对历史的尊重，从形式上也必须是当事双方共同、同时的反思才有道理、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有效果。三十多年来，作恶一方的中共从来没有一丝反思、没有一毫反省、没有一厘审视、没有一点点悔愧，他们自始至终、斩钉截铁的坚持和确信当年所作所为的理直气壮、天经地义、感天动地、功在千秋；他们不但对“六四”时自己的行为早就盖棺论定、彪炳党史，而且每当哪个“六四”祸首恶贯满盈时，还要按例一遍遍重新揭开带血的疮疤再一次炫耀和昭彰当年的“丰功伟绩”。施暴作孽者毫无忏悔、变本加厉，受害人却没完没了的自责，不是犯贱、不是自虐吗？犯贱、自虐也无大过，但是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效果？在一方坚持“再来一次我比过去还狠”的前提下，另一方没完没了的“反思”，只能得出“既然共产党本质就是杀人、既然开枪是必然的、既然它永远不会改变本性，那弱势的我们只有‘好汉不吃眼前亏’、千万别‘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周氏结论”——反思了三十五年，居然就得出了这么个老掉牙的结论！在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遍地是小精灵、势利眼和变色龙，满眼是躺平人的今天，这个结论还需要等着你花那么大力气来“反思”后再告诉人家吗？而且，就这么个结论还用的着三十五年的“反思”吗？我们的爸爸当年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儿子的，我们的儿子将来还会这样告诉我们的孙子，如此这般“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真是愚公的好邻居智叟呀。

学究研究历史，从来只能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所以自知己短者，只去考证真伪、发现事实，而不议论历史、褒贬事件、臧否人物。但是，更多的人更容易做出的行为，是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拿今天的材料、用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视角、凭今天的理论，把活生生的历史导入固定的教条，去评论当初的事件、去指点昔日的江山、去臆断史实的因果、去判定以往的曲直、去谈论古人的是非、去推演历史的未然、去想象另外的结果、去做马后炮的刘伯温。我在自己曾经写过的“六四忏悔录”中，也描述、设想过八九民运发展演变的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政治幻想、只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事实；当初它可能可以走下去、也可能根本行不通，这个结果可能比实际结局要好、也不排除更坏——而这一切都永远无法证实或证伪。同样，周孝正一类反思后的结论，可以作为一种想象、推测、假设或者或然，但不能当作一种当年完全可以实现的更好的方式和结局，更不能凭此去指责、批评、怪罪当初人们阻止了其发生。其实，类似周孝正式的反思与批评，多年之前就曾发生在李敖面见吾尔凯希时。当时，李敖问吾尔凯希：“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年龄也大了，又成了台湾人的女婿，你有没有反思、检讨过当年你们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在李敖逼问下，走投无路的吾尔凯希言不由衷地说出了一条忏悔：“当年我们和政府谈判时没有固定的底线，他们退一点、我们就进一点”。即便吾尔凯希的回忆是事实，这仍然是一个既不明智也无价值的反思和检讨：当年二十岁不到的孩子们，类似的经验前所未有，代表着意见不同的十几万人，现场情况瞬息万变，面对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狡诈多变、出尔反尔的政府，不但当时他们自己无法预知和判断怎么做会更好，而且到了今天我们也无法断定当初他们的决策是谬误还是英明，无法确认当时的选择对事态发展是起了正面作用、是毫无影响还是带来负面效果。

在无数人争相反思“六四”、特别是“六四”的教训时，很少有人想到过：八九民运过程中种种失误造成的政治上最大的无辜者、牺牲者和受害者不是别人，而正是赵紫阳。但是，在赵紫阳晚年的回忆里，他反思、检讨、内疚过自己没有去做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责备和迁怒过群众做了不该做的，从来没有对群众的行为有过一句抱怨、批评和指责。这，不但显示了赵紫阳伟大、宽宏的人格和品质，也证明了作为一个久经革命、战争、政治动荡和党内斗争历练与洗礼的政治家，他对历史事件和群众运动规律与特点的深刻洞察、认识与理解。

在尼尔.弗格森的笔下，亨利.基辛格认为：“历史的演进过程并非后世看上去那么顺利或者方向明确。西方的多元主义来自数以百次的选择，每次当时若是选择不同，今天的结果就将南辕北辙。演化不是沿直线进行，而是经由一连串复杂的变异。一路上每一步都遍布岔路和弯道，但无论好坏都得走下去。左右选择的条件也许只有最细微的差异。事后看，当时的选择也许差不多是随意的、也许当初只此可选”。基辛格的历史观，大体是不错的。了解了这一点，旁观者和后来人，就会对过去多一分理解、对历史多一分尊重、对先行者多一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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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今夜来访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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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坦克人视频实在是没看懂。照理说土共的军队是邪恶的，但怎么一队坦克也不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怎么样？
这要在美国，早被轰成渣了吧？你阻挡警察就可能被打成筛子。
挺奇怪的。

现在玩命炒作川普被判有罪的，实际是快64了，你们害怕了，转移视线？

“people refuses to make this man his own statu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enough materials to build his massive balls”

[zczna]

这段坦克人视频实在是没看懂。照理说土共的军队是邪恶的，但怎么一队坦克也不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怎么样？
这要在美国，早被轰成渣了吧？你阻挡警察就可能被打成筛子。
挺奇怪的。

具体原因无从而知，连坦克人具体是谁都没有定论。军队就是为了维护政权，但每一个士兵也是人，也许是心底里尚存着一点点儿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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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人
维基媒体项目贡献者
25–31 minutes
“坦克人”

1989年6月5日，“坦克人”阻擋坦克行進的畫面。在照片的6個相似版本中，這一張由美聯社攝影師杰夫·怀德纳拍攝[1]。
失踪 1989年6月5日
中国北京市東長安街[2]
39°54′23.5″N 116°23′59.8″E / 39.906528°N 116.399944°E
别名

無名的抗議者（Unknown Protester）
無名的反抗者（Unknown Rebel）
王維林（Wang Weilin）

知名于 於六四天安门事件翌日隻身阻擋坦克車隊前進
2014年的天安門廣場前路口，背景處可以看見北京飯店

「坦克人」（英語：Tank Man）是一名男性示威者的綽號，其真實身份不詳。該示威者於1989年6月5日（六四事件清場翌日）在北京東長安街[2]上隻身阻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9式坦克車隊駛離天安門廣場[3]。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一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攔阻而不得前進。該名示威者其後爬上坦克砲塔，並試圖和車長溝通。他似乎被說服而離開，坦克隊伍則繼續往前行進，但由於該名示威者又跑向前，駕駛員再度緊急煞停，[4]雙方對峙一段時間後，一名騎著腳踏車的男子騎向坦克前方與阻擋坦克的男子交談，隨後兩名身穿藍色上衣的男子出現，帶著阻擋坦克的男子離開現場。示威者獨自阻擋坦克隊伍行進的過程被杰夫·怀德纳等攝影師及國外媒體記錄下來，相關相片和影像隨即在國際間各大報紙頭版與新聞媒體中廣為流傳並引起討论[5]。其照片成為20世紀最為著名的照片之一[5][6]。

許多關於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紀錄片和相關展覽上，都會提及示威者阻擋坦克這一事件[7]，並將「坦克人」視為六四的標誌性象徵[8]。外界一直流傳該示威者姓名為「王維林」，該名最早是以英文拼音「Wang Weilin」出現在英國《星期日快報》上[9]，但該示威者的確切身份及下落至今依然不明[10]，而不同新聞媒體對於該示威者者更有不同稱呼。公共電視網節目《前線》曾在2006年為此拍攝紀錄片[5]。

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將該名男子稱為「螳臂擋車的歹徒」[11]。西方社會則將該名男子稱作「坦克人」（Tank Man），或者是「無名的抗議者」（Unknown Protester）。1998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將該名男子以「無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為名，評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而在2003年時，由《生活》雜誌發行的《改變世界的100幅照片》中，同樣也收錄了阻擋坦克車隊的照片，儘管相關影像紀錄被視為20世紀標誌性的象徵，但由于中國政府禁止網際網路上流傳相關圖像，導致大部分中國民眾對此並不了解[5]。2019年9月，相片的其中一名攝影師查理·柯爾在印尼峇里島逝世[12]。
紀錄[编辑]
由斯圖爾特·弗蘭克林所拍攝的更大範圍版本照片，可以看見後方有許多坦克跟著隊伍行進

1989年6月5日，中國政府實施六四清場作業已經過了2天[13]。自北京市天安門出發的中國製59式戰車車隊正在故宮以南的東長安街行進，之後一名雙手持購物袋、穿著白色襯衫與黑色褲子的男子，主動擋在坦克隊伍的行進路線上[14]。當下坦克隊伍停止前進，該名男子則揮手示意要坦克後退。領頭的坦克之後試圖繞開該名男子，但男子仍然跟隨不斷左右移動、繼續擋在坦克前方[10]，這時後頭至少有18輛坦克也因此受到阻擋[15]。在經過多次嘗試後，第一輛坦克放棄移動並關閉引擎，後方坦克隊伍也陸續關閉引擎[16]。在迫使整個坦克隊伍停下後，該名男子爬上領頭的坦克上；他先是短暫地站在駕駛員艙門上，之後開始探查坦克砲塔上每個能夠打開的艙門。

最後爬上坦克砲塔上的男子，似乎在砲手艙門打開後彼此交談一陣子。結束談話後，該名男子從坦克側邊離去[17]。同時原本在坦克裡的車長從自己艙門口出現，並向後頭的坦克隊伍揮手、表示停止前進。之後第一輛坦克突然發動引擎並準備向前行進，在坦克側邊1公尺至2公尺的男子看見坦克加速前進後，急忙跑上去並再度擋在坦克前方。雙方對峙一段時間後，先是有一名騎著自行车的男子騎向坦克前方，並與阻擋坦克的男子交談幾句[18]。而后2名身穿藍色上衣、並高舉雙手的男子也前往現場，接著便帶著阻擋坦克的男子快步離開街道混入人群中，坦克隊伍隨後則繼續向前行進[10]。

介紹整起事件最常使用的相片為隸屬於美國最大通訊社美聯社的記者杰夫·怀德纳在北京飯店六樓陽臺拍攝的版本，當時距離事發地點大約有800公尺。怀德纳原本於6月3日晚間在長安街上遭到民眾投擲的石塊丟到頭部，但恰好因手持的尼康 F3相機在面前吸收了衝擊力道而保住性命[1][5]。受傷並且罹患流感的他後來通過公安人員的檢查進入北京飯店，之後帶著攝影器材和底片的他就使用尼康 FE2相機搭配400mm 5.6 ED IF遠攝鏡頭以及TC-301增距鏡拍攝天安門廣場的情況[19]。後來他發現底片不夠後則拜託科克·馬特森（Kirk Martsen）尋覓底片，在馬特森找到了一卷富士100度彩色負片並且將其裝上相機後，怀德纳便拍下了阻擋坦克的相片[5]。儘管傑夫·怀德纳一度擔心相片的品質可能不如預期，但是他仍拜託馬特森將底片交給美聯社辦公室，馬特森之後則拜託美國駐華大使館將底片交給美聯社[20]。据报道，美联社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是该照片的发稿者[21]。隨後這張相片便被世界各地的報紙大量採納而廣泛被視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象徵，甚至所有歐洲報紙的頭版都是使用這個版本的相片[5]。

同樣注意著天安門廣場狀況的國際攝影經紀公司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攝影師斯圖爾特·弗蘭克林也在北京飯店五樓拍下了另一個版本的相片，其中這一系列相片的視野比傑夫·怀德纳還要來得遠並且拍到更多後方的坦克。之後底片由一名法國學生藏在茶葉罐裡面走私出去[5]，其中有些相片被2003年由《生活》雜誌發行的《改變世界的100幅照片》所收錄[22]。而和美国公共電視網攝影團隊在同一陽臺拍攝的美國紐約《新聞週刊》工作人員查理·柯爾在拍完阻擋坦克的相片後，隨即將底片藏在北京飯店的馬桶水箱，接著公安機關便前來搜查他的房間，並且將所找到尚未使用的底片以及拍攝受傷示威群眾的底片加以破壞，之後要求柯爾簽署一份懺悔書[5]。在搜索結束後，柯爾成功找回沒有被沖走的底片，並且交由《新聞週刊》發表[23]，而他也因此獲得了1989年年度世界新聞攝影獎[24]。

當時擔任路透社攝影記者的香港記者曾顯華於1989年6月3日拍照時遭到示威群眾毆打而受傷，而後陪同的外籍記者表示「我不是為了你的國家捐軀」後就離去了。而受傷的曾顯華返回北京飯店後想再度出去拍攝便遭到公安機關的攔阻，他只好在他11樓的房間窗口繼續關注長安街街上的動態[25]。在拍下坦克遭到男子阻擋的一系列相片後，一開始路透社只選擇使用男子爬上坦克砲塔的相片[5]。但當工作人員注意到傑夫·怀德纳的相片版本大受歡迎後，他們重新檢查曾顯華的底片以尋找是否有和怀德纳類似時間點拍攝的影像。經過幾個小時後，路透社才重新發布了曾顯華所拍攝的男子阻擋坦克之相片[25]。另外一方面香港記者冼偉強也在北京飯店拍下王維林阻攔坦克隊伍前方長安街場景，並且於之後在《星島日報》發表該張照片[26][27]。而有線電視新聞網和英國廣播公司的攝影團隊也拍攝了現場狀況，並且隨即將影像發送到世界各地播放[28][29]。

而在200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20週年之際，《紐約時報》率先刊登了美聯社記者鐘同仁（Terril Jones）所拍攝的阻擋坦克之相片。這個版本和其他已知的男子阻擋坦克相片不同的是是在地面上所拍攝，同時顯示出該名男子在坦克靠近自己之前便已經站在長安街中央抗議[30]。鐘同仁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原本拍攝這張相片的目的是為了拍攝向前行進的坦克，因此他並不知道該名男子的存在[31]；在美聯社發佈怀德纳的相片幾個月後，他才從洗出來的相片中辨認出自己所拍攝的相片也有捕捉到該名男子[30]。鐘同仁声称此前為尊重這一標誌性的圖像而從未向新聞媒體發表[32]，他表示：「我錯過了1989年發布這張相片的時機，今天是時候把它公佈於眾了。[31]」
調查[编辑]
王維林[编辑]

有關該名阻擋坦克男子以及第一輛坦克車長的相關身分資料鮮少有所公開，就連阻擋坦克的男子其真實身分也未曾被實際確認。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英格蘭小型報《星期日快報》便指稱該人為19歲的學生「王維林」（Wang Weilin）[9]，並且已經遭到中國政府以「政治流氓」和「企圖推翻中國人民解放軍」等罪名起訴[33][34]。但是這一說法也遭到許多的質疑，其中曾經撰寫《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的加拿大作家黃明珍則認為從事情的合理性以及《星期日快報》並沒有長期駐北京記者來看，認為該名男子並非真的叫做「王維林」[16]。另外有些評論認為阻擋坦克的男子實際上是其他參與示威活動的大學學生[23]，其他身分推論還有像是一名普通城市內的工人或者是工廠工人的兒子[35][36]，甚至只不過就是剛好出現在該處的普通中國青年而已[37]。也有人從衣裝認定他應該是剛搭乘火車到達北京市的民眾[10]，其中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便認為從男子隨身攜帶的袋子可以判斷他可能為其他省份來到北京的學生[38]。

而除了有關該名男子的身分推論外，其往後的遭遇也出現各式各樣的版本，並且這些說法有些相互矛盾[39][40]。其中一些說法指稱該名男子遭到坦克輾斃，亦有報紙指稱其已經遭到中國政府逮捕[41]，或者是在監獄中罹患了精神疾病[37][42]。有來源聲稱在六四事件發生過後數個月他才遭到槍斃[10]，或者認為之後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因為擔心可能成為六四平反的因素而下令逮捕處死[43]。但是黃明珍在與中國政府的新聞機構互動後否認這類說法，認為中國政府不但「不知道他是誰」而且該名男子到了今日仍然活著；而從之後並沒有人證實自己就是當時阻擋坦克的人判斷，她認為該名男子並沒有流亡至其他國家，而是繼續躲藏在中國大陸[16]。在2006年時《大紀元時報》則報導表示，當時阻擋坦克的男子在由其他人護送離開現場後，便在北京市民的幫助下離開北京市並且躲藏3年9個月，之後決定流亡至臺灣而成為中國考古學者[7][44]，不過這一說法隨後則遭到臺灣方面的否認[45]。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阻擋坦克事件或者涉及人士則很少發表言論，1990年美國廣播公司記者芭芭拉·沃尔特斯在訪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時提到阻擋坦克男子的下落，江澤民先是透過翻譯表示：「我不能確證你提到的這個年輕人有沒有被拘捕。」之後沃尔特斯追問該名男子是否遭到秘密逮捕並且被處死時，江澤民則以英語回答說：“不過我想他沒有被殺”。在2001年，江泽民在接受CBS记者麦克·华莱士采访时称在1990年接受沃尔特斯采访后，他曾试图通过情报部门“使用所有的网络”寻找“坦克人”的下落，但是“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确信了“坦克人”没有被逮捕。江泽民同时说：“其实，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曾经想找到他在何方，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被逮捕。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中国哪里。”[46][47][48]而由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所取得的中國共產黨內部文件也提出類似觀點[49]，其中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便表示：「我們無法找到他。我們從記者那得知他的名字，但我們用電腦檢查過後無論是已經逝世者、或者遭到監禁者裡，都沒有辦法找到他。[49]」
其他推測[编辑]

在視訊末段畫面顯示2名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突然跑到現場，並且將阻擋坦克的男子快速帶離，但是許多人對於將阻擋坦克者帶離的2人真實身分抱持著懷疑。其中拍攝現場畫面的《新聞週刊》工作人員查理·柯爾在2005年10月時便公開表示，認為身穿藍色衣裝將男子拉走的人可能就是便衣公安機關成員，並且認為在這之後該名阻擋坦克的男子可能因而遭到強行拘捕[28]。但是另外一方面，加拿大的《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則從兩人帶走阻擋坦克的男子動作來看，認為拉走男子的3名青年並非穿著便衣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或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而可能只是剛好看見此事而好心幫助的當地民眾[16]。而吳仁華則在2010年6月時發表研究，認為該名男子阻擋坦克之後便遭到便衣公安人員帶走並且遇害；並且表示從旁邊的坦克部署來看，實際上阻擋坦克的地點應該是已經禁止民眾進入的南池子大街[38]。同時吳仁華也認同另一名美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類學教授教授所指稱，針對3名青年和阻擋坦克男子的肢體動作仔細研究後，認為3名青年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便衣人員，因此阻擋坦克的男子可能當場就遭到逮捕，並且至今下落不明[50]。

在2008年6月時，流亡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在劍橋大學的《勿忘六四：歷史，現實與未來》討論會上則提到另一個版本。他表示坐在遭攔截的第一輛坦克車裡的軍人是自己以前的同學，他的同學看該名男子試圖阻擋坦克後，立刻告訴軍隊偵查連要求把男子帶走以保護他，避免後者因為這項舉動而遭到坦克輾過。該名男子隨後被帶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安置，但之後又趁亂逃離並且因為再度阻擋坦克行進而喪生。同時也有報導指稱，該名命令坦克停止前進的車隊指揮官已經因為這次事件而被迫降級和申誡處分[35]。另外關於該名男子爬上砲塔之後與車內的對話內容也有許多推測版本[16]，一些報導認為該名男子可能試圖說服坦克內的軍人回頭並且停止殺害民眾的舉動[9][18]，另外也有一些說法則明確指稱可能講過「滾出去！」、「離開我的城市、這是我的地方！[51]」、「回去、轉過頭去、不要再殺害同胞。[35]」或者是「你們為什麼在這裡？你們只會帶來痛苦。」等話語[52]。

2017年7月，《苹果日报》报道，“王维林”本名可能叫张为民，北京石景山人，1989年时24岁。判决书指其以砖头砸坦克，最初被判无期徒刑，后减至20年，并在关押地北京市延庆监狱得奖后，10年前获假释离开监狱。但出狱后无亲无房，染上赌博恶习，几年后又收监至垦华监狱（地处天津，北京管理），加刑2年。爆料者自称在延庆监狱时期与张为民是同一监室，张为民现在在垦华监狱11分监区，预计即将出狱。[53]
散佈[编辑]
廣為流傳[编辑]

這次阻擋坦克事件中共有4名攝影師將其拍成相片、並且於第一時間發佈出去[5]，此外有一名攝影師一直到2009年6月4日時才發表了他從地面上所拍攝的事件相片[31]。到了6月5日時全球數百個各大報紙和雜誌便陸陸續續提到這次事件，同時主要新聞媒體頻道也將其列為頭條新聞，而且使用了從靠近天安門廣場的北京飯店所拍攝的視訊畫面或者相片[5]。透過世界各地媒體的播出，很快地國際上便將阻擋坦克的畫面視為六四事件的重要形象[31][49]，並且廣泛認為這張圖像是20世紀標誌性的畫面[6][1]。其中在2006年3月時，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新聞主播凱拉·菲利普斯在評論2006年法國青年抗議將其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活動相連結，並表示：「這把人帶回到過去天安門廣場的回憶，當年我們看見這些積極份子站在坦克面前。」不過由於後來確認在抗議活動中並沒有人因而死亡，使得其這番言論引起了一部分人士的批評[54]。之後國際社會多將阻擋坦克的男子視為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或者是一名青年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反抗極權主義的共產政權壓迫之形象[55]，又或者是公民對於武裝鎮壓所進行的非暴力不服從行動等[56][57]。

當阻擋坦克的影像傳至東歐地區後，其被視為爭取自由民主權利的無畏英雄，並且促使許多當地民眾發起遊行活動[52]。在事件消息傳開後，位於美國的中國自由民主陣線和加拿大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共同表示，在找到該名阻擋坦克的男子後願意提供1萬加拿大元[58]；而香港美術學生也同樣設計出以阻擋坦克為主題的紀念銀幣，並且交由美國鑄幣局鑄造[59]。而1998年4月時，美國《時代》雜誌以「無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為名稱評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而這也是除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外唯一獲選的中國人[58]。在2003年時，由《生活》雜誌發行的《改變世界的100幅照片》同樣選擇收錄了由查理·柯爾所拍攝的阻擋坦克照片，並且評論表示「這張照片顯示了十億多名中國人仍然是有希望的」[22]。而2006年4月時，公共電視網系列電視節目《前線》在製作關於六四事件的紀錄片時也將影片命名為「坦克人」（The Tank Man）；其內容除了重新檢視該名男子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外，還報導1989年以後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變化。
中國反應[编辑]

1989年7月，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也使用了阻擋坦克的相關影像，並且表示：「请看这样一个难得的镜头。就在美国的宣传机器一面大肆鼓噪，污蔑中国军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面又狂热地把这个阻拦坦克的歹徒吹捧为英勇无畏的英雄。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摄像机拍下的这个画面，同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60][61][11][62]」中國共產黨所擁有的新聞媒體，大都藉由這次事件來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其「人性化的一面」，以及儘管被要求持續前進但仍對於示威群眾保持克制態度[9][63]。不過後來根據公共電視網所拍攝的紀錄片指出，之後這張相片成為象徵之後，有關阻擋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國共產黨嚴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上就也沒有再度播放相關內容[64]。到了今日，中國政府透過防火長城等方式嚴格禁止在網際網路上有關於阻擋坦克的照片或者影像的流傳[49]，並且包含六四事件在內的話題都無法公開談論[65]。

對此公共電視網採訪6名專家時，他們指出關於整起事件的記憶似乎已經在中國境內逐漸模糊，而由於缺乏公開討論的緣故特別使得年輕人、乃至於就讀中的學生很少知道這件事情[31][65]。當公共電視網在六四事件數年後採訪發起示威活動的北京大學學生時，許多人對於阻擋坦克這張照片感到「真正疑惑」，甚至有學生認為照片是一件「藝術作品」[16]。不過在《前線》所發表的紀錄片《坦克人》中，仍然有學生在一旁小聲的回應「1989年」，這使得採訪記者推測學生可能會故意隱瞞他對於六四事件的了解。另外也有說法認為如果阻擋坦克的人還活著卻遲遲沒有出面，可能是因為他從來都不知道他已經在國際間成為著名人物[49][66]。

但在中国大陆坊间，年轻人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这起事件，且大都了解于自己的年长一辈或通过翻墙，并且对于事件的看法各不相同。每当有人讨论起与六四事件处在相同年代的其他作品时，其他人可能会「极其隐晦」地说出这件事情（如代之以光州民主化运动）。

然而在经历三十年的变迁后，普遍民众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的态度已有变化，坦克清场甚至被认为是武力镇压的有效手段。在2019年，就有人呼吁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镇压结束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呼声中，即有人提议使用[67]。
影響[编辑]
照片評價[编辑]

今日美國和歐洲地區在討論六四事件時往往會提到阻擋坦克事件，並且將阻擋坦克者視為20世紀最偉大的英雄之一[68]。在1995年10月，公共電視網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則評論阻擋坦克的男子為「這是人類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國家機器挑戰」。而《時代》雜誌將阻擋坦克者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便於相關文章中提到「他的一個舉動為這個世界重塑了勇氣的象徵」，並且引用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話表示「坦克照片的英雄有兩個：未知的身影冒著生命危險站在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著道德挑戰的駕駛员拒絕輾斃他的同胞」[10]。而在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紀念場合上，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對於這次事件的照片則形容為「20世紀最持久的形象將再度永遠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6]。

而在六四事件中擔任學生領導人的周鋒鎖表示：「王維林擋坦克的形象，作為89民運的一個代表、一個象徵，已經深入人心，這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為世界人道與自由事業，做出的最大貢獻。[69]」而另外一名學生領導人封從德則評論說：「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幅畫面，一個象徵。就是這個畫面，象徵了肆虐半個地球、整個20世紀的共產政權，走向衰亡。它滅亡的起點，就是『六四』。而『六四』真正的象徵，就是王維林。[70]」而歷史學者唐德剛則在自己著作中提到：「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麼個國家呢？[71]」

但是王軍濤則認為「王維林」的影像影響了後來人們對於六四事件的觀感，他表示：「王維林擋坦克那個鏡頭雖然是一個經典鏡頭，在西方最廣為人知，但是按照方政先生的説法，這個鏡頭又曲解了天安門廣場上坦克和人之間的真實關係。就是説，實際上坦克是軋了人的。[72]」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則將阻擋坦克者視為一個不負責任的機會主義者，或者是聽信西方世界宣傳而作出這一舉動的人士[73]。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2000年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邁克·華萊士採訪時，他對於華萊士所拿出阻擋坦克的照片表示：「在1989年動亂中我們完全理解學生要求更大民主自由時的激情。事實上，我們總是一直在改進我們的民主制度。但是，我們不可能允許懷有不良動機的人利用學生，以民主和自由為借口推翻政府。……我知道你在推進啥，但我要強調，我們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自由表達個人希望和願望的權利，但我不贊成在緊急狀態時任何對政府行為的公然反對。坦克停住了，沒有壓過他。[74]」
流行文化[编辑]
以坦克人为原型的恶搞作品

數個音樂團體也在其作品的音樂影片中使用了阻擋坦克的影片或者是圖像，這包括有加拿大搖滾歌手尼爾·楊在其1989年的單曲專輯《自由》所收錄的歌曲《在自由世界搖滾》、德國重金屬樂團蠍子樂隊在其1990年的音樂專輯《瘋狂世界》所收錄的歌曲《變遷之風》、波蘭搖滾樂團庫爾特樂團在其1991年的音樂專輯《你的眼睛》所收錄的歌曲《嘿，你不知道》（Hej, czy nie wiecie）、巴西金屬樂團神碑合唱團在其1994年的音樂專輯《混沌A.D.》所收錄的歌曲《拒絕/抵制》、美國重金屬樂團永不超生樂團在其1996年的第二張專輯《狂喜的權力關係》所收錄的歌曲《天安門男子》（The Tiananmen Man）、美國創作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在其1996年的歌曲專輯《他們不關心我們》、德國龐克樂團死褲子樂隊在其1998年的歌曲專輯《Pushed Again》以及俄羅斯歌手麗莎·福克斯在其2013年單曲專輯《自由》（Free）等[75]。而美國搖滾樂團謾罵者合唱團在其依照1960年代民歌改編的主打歌曲《五百里》中，進一步將第三段歌詞改為「一百輛坦克沿駛入廣場，一位男子漢挺身阻擋它們來其，即刻就是將來，當洪流轉彎，我將獲得解放。」（A hundred tanks along the square, One man stands and stops them there, Someday soon the tide'll turn and I'll be free)，以及在火柴盒二十（Matchbox 20）的歌曲《How Far We've Come》裡的2:09秒出現王维林阻擋坦克的影片。2019年，香港組合達明一派推出六四紀念歌曲《回憶有罪》，音樂錄影帶以3D線框圖表現，當中有一人面對一坦克的畫面[76]。

2000年時，史蒂芬·庫恩斯便在自己的小說作品《香港》（Hong Kong）中將阻擋坦克者塑造成一名反對共產政府的政治叛亂領導者。在2005年時臺灣藝術家陳一凡則是舉辦了個人展覽《王維林精神永垂不朽－向偉大的模糊致敬》，並且使用了阻擋坦克等影像表現作品[77]。2009年時，澳大利亚藝術家多布拉·凱莉（Deborah Kelly）則和友人發明了以阻擋坦克男子的動作編成的舞蹈，並且透過網站與YouTube推廣藉由這一舞蹈表示紀念[51]。而在2013年時，露西·柯克伍德則發表了以阻擋坦克的男子和在坦克內的軍人其後續劇情發想而成的舞台劇《中美國》[78][79]。同一年西班牙藝術家費南多·珊雀斯·卡斯蒂羅以阻擋坦克的男子為題材製作成等身大小的雕像，在於荷蘭烏特勒支當地的大型賣場發表後由烏特勒支中央博物館購買並且長期展出[80]。另外在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的亨利·凱澤紀念公園中，則以25位世界著名的人權領導者為主題製作了大型紀念銅像《記住他們》（Remember Them），並且稱阻擋坦克男子為「天安門廣場無名反叛者」[69][81][82][83]。美国成人动画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也曾多次影射王维林，例如第16季第12集《咕咕鸡饭》和第22季第12集《父亲霍默》。

2019年4月17日，英国第四频道播出电视剧《中美国》，该剧改编自露西·科克伍德的同名舞台剧。本剧讲述了一名美国摄影记者抓拍到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一幕，多年后他寻找王维林下落的故事。
纪念[编辑]

2019年，美国华人为了纪念“六四”屠杀30周年，举行“坦克人”雕塑揭幕仪式[84][85][86][87][88][89][90][91][92][93][94][95]。
審查事件[编辑]

中國仍然有許多媒體藉由阻擋坦克之類似圖像來低調紀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時《南方都市報》在兒童節特刊登出一幅描繪有坦克車隊圖像的漫畫[96]。而同年10月時中國藝術家張大力則是於廣東美術館以陪襯修改過的圖片為由公開發表阻擋坦克的照片，主辦方則是在新聞媒體關注此舉後將照片撤去[97]。2011年2月時，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格達費在鎮壓班加西反對其統治的起義行動後，透過電視廣播發表演講表示：「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坦克開進去對付示威人們，這可不是開玩笑的。要盡全力保持國家統一，站在坦克前面的人，都被碾得粉碎。中國的完整和統一，重於天安門廣場的人們。[98][99]」隨後中國媒體便封鎖有關格達費所說的參考六四事件處理民眾騷亂的內容[99]。

2012年6月3日，在微網誌開始流傳長髮女子在長安街阻擋多輛越野車的廣告作為紀念，甚至網際網路上還有以拖拉機暗指坦克，而將這次事件稱作「勇擋拖拉機遊戲」[100]。2013年6月1日，中國國內網站網易在兒童節專題「致我們終將逝去的童年」上用樂高積木擺出類似阻擋坦克的圖片，隨後引起中國網際網路用戶熱烈的討論，但是該專題便馬上遭到刪除[101][102]。而在同年6月4日時，網際網路上也開始流傳以黃色小鴨替代4輛坦克的紀念六四事件24週年的表情包，但這也讓「黃色小鴨」一詞後來成為遭到封鎖的關鍵字[103][104]。2016年6月5日，香港則發生無法在Facebook上發出「Tankman do you recognize this image」（「坦克人，你認得這張圖片嗎」）的英文字句，而遭質疑是言論審查[105]。2017年6月4日前后几天，新浪微博的网友们发现海外用户无法发出图片，此次异常被怀疑为是新浪微博平台对六四事件的审查。

2017年，小蓝单车北京分公司与“掌游天下”联合推出活动，宣传《王牌大作战》手游。在6月3日至4日期间，所有带有坦克图标的小蓝单车可免费骑行，当骑行两辆及以上不同编号的带有“坦克”标示的单车，可参加抽奖。[106]该活动时间恰逢“六四事件”敏感时期，因而引发热议，后被迅速叫停。

2019年4月，國際廣告公司「上奇廣告」的巴西分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公佈了一部題為《徠卡：獵手》的微電影，生動展現西方攝影記者冒著生命危险，記錄世界各地發生的戰爭衝突等歷史場景。而王維林阻擋坦克的經典照片就出現在影片中[107]。由於影片出現了德國相機製造商徠卡的商標，各界認為影片是該公司的宣傳廣告，但事实上坦克人照片均为使用尼康相机拍摄[108]。而影片相關消息在網際網路上遭到中國政府的严格审查，「徠卡」與「Leica」一度被列為過濾關鍵詞[109]。大批中國網路水軍湧入徠卡相機的新浪微博帳戶，留言斥責該公司「辱華」[110][111]。不過相比之下臺灣等地對這部影片的迴響非常大，其中批踢踢網友表示支持[112]。

2021年6月5日，路透社报道称，在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当天周五，来自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地用户通报，在“必应”键入关键字“坦克人”(Tank man)，无论是在视频或图片搜寻功能中都无法找到坦克人照片。微软因此被质疑实施内容审查，在六四当天屏蔽坦克人。微软公司周五回应称这是“人为失误”，正在积极解决问题。在微软承认问题的数小时后，在“必应”中搜寻“坦克人”仍只显示其他国家的坦克照片。微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人为错误是什么，或是它如何发生的。[113][114][115][116][117]

2022年5月，自媒体赛雷因制作的视频中含有坦克人镜头而被封禁一年[118]。6月3日，网红李佳琦因在带货直播中端出坦克造型蛋糕，直播被切断[119]。
類比爭議[编辑]

2020年4月，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美國有一醫護以身阻擋宣傳車輛，以阻城市解封，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稱讚該醫護人員為美國的坦克人[120][121][122]。而到了2020年5月份，因為美警執法不當而造成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1992年洛杉磯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全國性人權訴求運動，該運動因違反部分地區戒嚴命令，在鎮壓下很快演變成暴力衝突，過程中美國當局出動鎮暴部隊射擊運動支持者，並以車輛衝撞、碾壓並加速逃逸的景象廣泛傳布，甚至使得在中國大陸輿論中坦克人事件的調性也逐漸變化。[來源請求]6月3日前夕，《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藉由此事件，再度發文重提坦克人，並直接提及「天安門事件」，以該事件類比美國近日因非裔男子佛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暴動，諷刺地說「美國以獨特的方式在紀念天安門事件」引發相當爭議。[123]

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不久，有媒体爆出有一名乌克兰人模仿六四事件的坦克人，只身阻挡俄军的坦克前进。[124]
參見[编辑]

六四事件、六四清场
59式坦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
雨傘人
2022年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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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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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 白吉爾. 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1949-1999). 義大利波隆那: 伊爾穆利諾出版社. 2000-03-24. ISBN 978-8815074119.

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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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论
编

六四事件

[zc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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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Monk]

续顶本帖直到六四以表支持。

[zczna]

续顶本帖直到六四以表支持。

多谢顶贴，事情过去35年了，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这里只为大家能直面历史，谁是谁非留给后人。

[zczna]

天安门母亲群体：1989年六四惨案35周年祭

[zczna]

[ForestMonk]

遗憾的是，敝人能做的很少。只能说，不容青史竟成灰。

多谢顶贴，事情过去35年了，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这里只为大家能直面历史，谁是谁非留给后人。

[sugarbabylove]

简体中文大陆平台又开始缄口了，呵呵




就是很无奈。

心虚的人才会堵人嘴。

[fuqiang]

土工这个外来反华势力培养的垃圾邪教还是厉害，把大陆培养出了新时代义和团，战狼。哪怕所谓的民运人士自己也是乌合之众。民众更是自杀，互相伤害，也不找土工算帐。
土工厉害，人类大部分是愚蠢的在大陆，北朝鲜等体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