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可能将近1万年的文明史，而且文明的起源地是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
https://www.sohu.com/a/576520199_565843
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
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
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
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
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
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版主： Caravel， TheMatrix， molen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风向在变。华夏长江流域起源论，最后必然进教科书，成为常识。
Caravel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4:27 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可能将近1万年的文明史，而且文明的起源地是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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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
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
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
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
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
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北方的黍稷农业也很早，目前的估算比水稻也就晚一两千年。小麦的驯化大致和水稻同期，但是是在西亚。
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陶器，最早的陶器在万年仙人洞，有两万年左右。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玉器，九千年前左右，在黑龙江小南山。
再早的话，就要去看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器了，两万年前的骨器也非常精美。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南北两支碰撞出来的。古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南北地域偏见，良渚玉器文明的传承有明显的北来痕迹。也正是南北经常性的沟通才真正造就了这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和共性。所以只强调单方面的贡献，都是荒唐的。
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陶器，最早的陶器在万年仙人洞，有两万年左右。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玉器，九千年前左右，在黑龙江小南山。
再早的话，就要去看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器了，两万年前的骨器也非常精美。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南北两支碰撞出来的。古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南北地域偏见，良渚玉器文明的传承有明显的北来痕迹。也正是南北经常性的沟通才真正造就了这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和共性。所以只强调单方面的贡献，都是荒唐的。
Caravel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4:27 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可能将近1万年的文明史，而且文明的起源地是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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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
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
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
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
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
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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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中国上古历史走来，风尘仆仆啊。cozofxx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8:41 北方的黍稷农业也很早，目前的估算比水稻也就晚一两千年。小麦的驯化大致和水稻同期，但是是在西亚。
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陶器，最早的陶器在万年仙人洞，有两万年左右。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玉器，九千年前左右，在黑龙江小南山。
再早的话，就要去看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器了，两万年前的骨器也非常精美。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南北两支碰撞出来的。古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南北地域偏见，良渚玉器文明的传承有明显的北来痕迹。也正是南北经常性的沟通才真正造就了这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和共性。所以只强调单方面的贡献，都是荒唐的。
百年以后技术进步，可能会出现巡地卫星网络，地表及地表以下十公里全球动态建模。上古历史就无遗漏了。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如果有人生活的遗迹，一些陶器和灶坑，只能算文化现象，算不上文明。我记得多年前看到的文明定义包含几条，其中至少有商业活动。按照那样的定义，群居的一些人每天打猎共享，就是简单生存而已，还没进化到文明。如果再严格一些，要求有文字的话，那5000年历史就经不起推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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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前面还有一个人说，工业革命之前就没有“真正的”文明：gousheng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9:55 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如果有人生活的遗迹，一些陶器和灶坑，只能算文化现象，算不上文明。我记得多年前看到的文明定义包含几条，其中至少有商业活动。按照那样的定义，群居的一些人每天打猎共享，就是简单生存而已，还没进化到文明。如果再严格一些，要求有文字的话，那5000年历史就经不起推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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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制陶和农业，妥妥的算文明，不要拘泥于西方的标准。gousheng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9:55 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如果有人生活的遗迹，一些陶器和灶坑，只能算文化现象，算不上文明。我记得多年前看到的文明定义包含几条，其中至少有商业活动。按照那样的定义，群居的一些人每天打猎共享，就是简单生存而已，还没进化到文明。如果再严格一些，要求有文字的话，那5000年历史就经不起推敲了。
还要看一些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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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不知道和西方的一些对比研究怎么样？两河流域最早的陶器在什么时候？cozofxx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8:41 北方的黍稷农业也很早，目前的估算比水稻也就晚一两千年。小麦的驯化大致和水稻同期，但是是在西亚。
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陶器，最早的陶器在万年仙人洞，有两万年左右。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玉器，九千年前左右，在黑龙江小南山。
再早的话，就要去看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器了，两万年前的骨器也非常精美。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南北两支碰撞出来的。古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南北地域偏见，良渚玉器文明的传承有明显的北来痕迹。也正是南北经常性的沟通才真正造就了这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和共性。所以只强调单方面的贡献，都是荒唐的。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至少应该有大规模有组织的人类劳动与建设，阶级分化以及统治，劳动分工。
中国的文字出现必然很早，可惜现在仅有几处发现早期的“刻画符号”，中间间断的数千年空白期有待考古发现。
中国的文字出现必然很早，可惜现在仅有几处发现早期的“刻画符号”，中间间断的数千年空白期有待考古发现。
gousheng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9:55 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如果有人生活的遗迹，一些陶器和灶坑，只能算文化现象，算不上文明。我记得多年前看到的文明定义包含几条，其中至少有商业活动。按照那样的定义，群居的一些人每天打猎共享，就是简单生存而已，还没进化到文明。如果再严格一些，要求有文字的话，那5000年历史就经不起推敲了。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中国最早发明水稻和陶器，是最牛逼的。cozofxx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8:41 北方的黍稷农业也很早，目前的估算比水稻也就晚一两千年。小麦的驯化大致和水稻同期，但是是在西亚。
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陶器，最早的陶器在万年仙人洞，有两万年左右。北方最重要的发明是玉器，九千年前左右，在黑龙江小南山。
再早的话，就要去看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器了，两万年前的骨器也非常精美。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南北两支碰撞出来的。古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南北地域偏见，良渚玉器文明的传承有明显的北来痕迹。也正是南北经常性的沟通才真正造就了这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和共性。所以只强调单方面的贡献，都是荒唐的。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良渚有城市了gousheng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09:55 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如果有人生活的遗迹，一些陶器和灶坑，只能算文化现象，算不上文明。我记得多年前看到的文明定义包含几条，其中至少有商业活动。按照那样的定义，群居的一些人每天打猎共享，就是简单生存而已，还没进化到文明。如果再严格一些，要求有文字的话，那5000年历史就经不起推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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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陶文可能是文字，也或者是此前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FoxMe 写了： 2023年 6月 13日 16:22 可能是一万多年前冰期北方气候变冷，人民迁徙到南方。后来冰期结束，人民又迁徙到北方，文字是这个阶段发明的，所以现在只知道北方中原的文明最早（有文字记载的）。
Re: 中国文明史远远不止5000年
中国人的先祖怎么熬过末次冰盛期
Original 侯光良等 知事录 2023-06-12 15:13
Image
末次冰盛期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侯光良，许长军，兰措卓玛，朱燕
知事录：虽说人的历史很主要就是人的观念史，可是，人的观念史又实实在在与各种给定条件有关系，这些给定条件包括地理、气候等，人的观念史就涉及到人怎么认识这些给定条件、人怎么应对这些给定条件、人是否能克服与超越某些给定条件带来的挑战、人在应对这些给定条件时采取的何种观念与文化能力，等等。因此，了解地理的变迁、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的响应与适应方式，就对我们理解历史中的那些稳定结构与具体事件有非常大的帮助。
文章摘要：末次冰盛期（LGM）是地质历史时期一个极端干冷的典型模态，气候恶化，中国剧烈降温，降温幅度自南向北依次增大，华中、华北年均温较今低 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 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 60%~80%。因气候恶化，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减少，资源密度也下降，中国北方人类活动迅速衰弱，遗址数量较 MIS3 和 PG 时期明显减少，遗址分布南缩；同时狩猎采集出现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的行为模式。LGM 中国自然带系统南移，当时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的温带草原，以及东北的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同时随着自然带与猛犸象动物群的南移，西伯利亚人群南迁，带来了新兴的适用于草原环境的细石器技术，是北方人类对 LGM 恶化环境的调整与适应的重要体现。为适应 LGM 中国长江中下游冷湿的环境，发明了陶器，是南方人类在 LGM 深化资源的加工过程和扩大资源利用范围的具体体现。
知事录：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是于第四纪的更新世内的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约于7万年前开始，约至1.15万年前结束。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约发生于2.1万年前，一些人或认为发生在2.6万~1.9万年前、2.4万~1.8万年前。关于末次冰盛期的年限，只能大约估计一个区间，无法对年限进行精准确定，除了科学研究资料的不充分之外，还有就是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的定义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
正文
末次冰盛期是末次冰期中最寒冷干燥的阶段，传统上根据冰川的前进与消退，以及海平面的升降，发现24—18 cal. ka B.P.海平面降到末次冰期以来的最低值，冰盖则扩张到最大值，因此把该时段称为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简称LGM）（Mix et al., 2001），但也有学者将26.5—19 cal. ka B.P.定为LGM（Clark et al., 2009），本文仍采用传统的时间界限：24—18 cal. ka B.P.。LGM是地球冰期—间冰期循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极端干冷模态，是地质历史上距今最近的极端寒冷时期，是全球冰盖大幅度扩张和陆地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段，当时全球冰川面积覆盖了陆地的24%，是目前的1倍多。显然这种极端气候与环境变化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开展人类对其响应与适应的研究，对确定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适应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当前快速变化的环境提供借鉴，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之一。另外，位于亚欧大陆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较为连续的地区，是研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理想区域（郭正堂 等，2014）。
知事录：“24—18 cal. ka B.P.”，“cal”指“calibrated”，校准过的，又一说是指“calendar”，日历、日历年——非业内人士，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所指，摘录在这里仅供参考；“ka”指“kilo years”，千年；“B.P”指“Before.present”，距今、从之前到目前。
自LGM以来，气候与环境经历了LGM与全新世大暖期，即冰期—间冰期的2种环境极端模态，研究这2种环境极端模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对探讨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从已有进展来看，全新世大暖期与人类活动响应与适应，很早就引起学界的重视（施雅风 等，1993），关于全新世大暖期与农业的兴起、扩张等的研究已积累较多成果（Li etal., 2009; Lu et al., 2009）；但是对于LGM期间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LGM前后，黄土高原的旧石器文化有明显差异，人类活动明显减弱，并推测人群发生了南迁（吉笃学 等，2005；Madsen et al., 2013）。但关于较大尺度范围内（中国）LGM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仍较薄弱，当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影响的过程与机制，人类社会如何适应极端全球变化等诸多问题还不甚明了。由此本文系统总结了LGM中国的气候环境状况，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分析LGM前后中国人类活动演变，以及不同区域古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策略的环境因素，初步揭示冰期极端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
1 末次冰盛期的环境状况
1.1 气候恶化
LGM中国的气候显著恶化，从年均温来看（图1）（张兰生，2012），0℃等温线分布在辽东半岛南端—太行山—黄土高原南缘—川西—滇北—雅鲁藏布江一线，此线以西以北气温低于0℃，至中国最北部年均温在-15℃左右；此线以南，年均温高于0℃，岭南的雷州半岛等地气温仍高于20℃。全国各地普遍降温，但降温幅度差异明显，呈现出北方大于南方，高原大于平原，冬季大于夏季的态势。东北和西北地区年均温较现今低10℃以上，华北地区低10℃，华中低8~9℃，华南只低了1~4℃。冬季降温更显著，北方较今低15℃以上，华南地区较今低10℃；而7月均温较今低3~7℃，因此最热月降温幅度有限，最冷月降温幅度大；1月0℃等温线现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LGM则南移至南岭一带，这意味着其时南岭以北地区的河流、湖泊出现结冰现象。
Image
Image图 1 LGM 的中国气温和降水分布（张兰生 等，2012）
从降水来看，LGM中国降水量显著减少，分布仍呈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态势。西北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0 mm，其时200 mm等降水量线大致与现今400 mm等降水量线分布一致，其时400 mm等降水量线南退至雅鲁藏布江下游—川西高原—秦岭—淮河一线，但长江以南多数地区降水量仍在1 000 mm左右。LGM中国降水量减少因地而异，东北、华北地区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60%~80%。降水减少最明显的地区出现在东北—华北和青藏高原，只有现代的20%~40%。
1.2 自然带系统南移
随着气候变化，中国自然带发生重大调整，系统南移，最大南移幅度达到8~9个纬度，主要表现在：从气候带来看，LGM北方气候带演变为寒温带和温带（图2），寒温带面积大大拓展，温带则显著缩小；南方则演替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热带退出大陆。从植被带来看，东北地区自东向西依次发育的是寒温带森林—草原、寒温带草原、寒温带荒漠，北方草原、荒漠大大扩张，尤其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今为暖温带—北亚热带森林，其时为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已推进至现代常绿阔叶林区的北部。长江以南地区仍保持森林植被，但更多表现为植被带系统南移，长江以南地区现今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时退化为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退到现今的热带区域；西北广大地区演替为寒温带—温带荒漠，青藏高原则为高原寒温带森林—灌丛—草原—荒漠景观（中国第四纪孢粉数据库小组，2000）。由于荒漠与草原植被扩张，森林减少，LGM中国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显著减少，成为过去70 ka B.P.以来最小的时期，根据模拟NPP仅为现代的58%（何勇 等，2005）。
Image图注：Ⅰ1. 寒温带森林—草原；Ⅰ2. 寒温带草原；Ⅰ3. 寒温带荒漠；Ⅱ1. 温带森林—草原；Ⅱ2. 温带草原；Ⅲ. 暖温带森林；Ⅳ.北亚热带森林；Ⅴ. 中亚热带森林；Ⅵ. 高原寒温带森林—灌丛—草原—荒漠。
图 2 LGM 自然环境[自然带（张兰生 等，2012）；冻土界线（崔之久 等，2004）；沙地（Lu et al.，2013）；海岸线（谢传礼 等，1996）
多年冻土南界现今大致在中国东北约47°N一线，LGM则南移至由东北的大连（39°N）至北京、大同（40°N），在鄂尔多斯地区向南凸出至榆林、靖边（37°N）附近，经中宁（37.4°N）进入河西走廊的酒泉、敦煌（39°—40°N），南移幅度达到7~10个纬度（崔之久 等，2004）。LGM中国北方干冷表现较为突出，沙地得到极大的扩张，现今400 mm等降水量线以西以北地区，大部分被荒漠所覆盖。相对于现代的沙漠和沙地流沙的面积，其时中国西北地区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和库姆塔格沙漠扩张了10%~20%；北方中部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面积扩张了29%~39%；东部的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流沙面积分别扩大了25%、37%、35%和270%；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和沙地的面积扩大了20%（Lu etal.，2013）。甚至在以华北渤海为中心和东海—黄海大陆架出露的区域，也出现了面积较广的沙地（赵松龄 等，1996）。
伴随自然带的南移，动物也发生南迁。据已有研究，中国北方在晚更新世存在2次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群向南迁移过程，第1次发生在34—26 ka B.P.,猛犸象从西伯利亚地区扩散到东北松辽平原；第2次发生在23—12 ka B.P.，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化石普遍在北方地区被发现，从东北的松辽平原到山东半岛均有分布，扩散南界达到35°N，较前期向南迁移的幅度约有10个纬度（金昌柱 等，1998）。
知事录：此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的文化适应性相对比较弱，人类活动受自然变迁的影响较深。末次冰期最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欧亚大陆低纬度地区人群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中高纬度地区的人群就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一是直接影响了人口的繁衍、规模与分化，二是迫使中高纬度地区的人群随着自然带的难移而逐渐南移——据说这在基因分布上也有所体现，此一时期存在着一波古北方人的基因向长江以南扩散的情形，而到了之后的冰后期与全新世大暖期，则出现大量古南方人北迁至长江一线再至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情形，须参考具体研究与文献。不过，这种观点也受到一定的质疑，比方说，同在所谓的全新世大暖期，就既存在古北方人群成分扩散至长江以南一带的情形，也存在着古南方人群成分出现在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情形，这意味着同一大气候时期，就存在着南北的双向流动与变化，双向迁徙与互动融合。当然，这些双向流动背后的自然动力，可能是大气候期内的小气候期的波动造成的。通常所说的“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大暖期”之间，并非就是单向的单线的气温上升、冰盖缩减的过程，而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存在着气候反复波动的情况，比如，末次冰盛期逐渐衰退后（1.9万~1.8万年前），全球气温逐渐上升，特别是在1.5万~1.3万年前左右，是气温不断增长的一段时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因而扩大，可是，这一升温期之后，又出现一轮新的冰期，原有的升温过程中断，全球气温又进入降温期，现代人的祖先遭遇严峻的考验，这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比如，全新世大暖期期间同样包含许多的气候与环境波动（比如突然降温），并对人类的活动造成影响，除此事件之外，还有好几次小的降温期，一些学者就认为，红山文化区、辽海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出现农业文化衰退的现象，东亚农业线整体南移就与一次降温期有关系，这一次自然带与农业线的南移，就体现为红山文化区及其以北文化区的衰退，而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区则从“众星”中强势崛起。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进入了全新世（Holocene）较为持久的大暖期，现代人的祖先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从纯粹的采猎（采集、狩猎）走向农业化（种植业、养殖业），并开枝散叶，繁衍得多如星辰，各个支系快速分化与增长——现代人的祖先在此一时期发展出的“文化”，提高了自己的生存适应性，这些先祖得以凭借着新的“文化”要素，去适应诸多复杂的环境。当然，其实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前，一些地区的人类就已经存在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萌芽，已经开始学习种植植物或养殖动物（驯化动植物），可是到了全新世大暖期之后，农业文化才扩散开来，全新世相对稳定的温暖态势，为各个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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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陆架出露，海岸线外推
LGM由于全球平均气温下降8~13℃，南北两极下降的幅度甚至达到20℃，因此南北两极冰盖非常发育，凝固了大量的水分，致使全球海平面平均下降了约130 m，因此中国沿海地区大陆架几乎全部出露，出露的大陆架面积达到155万km2，中国海岸线向太平洋方向最大迁移距离超过1 000 km，亚洲大陆与库页岛、日本、台湾、海南岛都连接在一起；渤海、黄海陆架以及大部分的东海陆架出露成陆并转化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日本海可能成为一个冰封的内陆海（湖），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日本列岛也因海平面下降而成为一体，朝鲜半岛也成为东亚大陆一部分，并且几乎与日本相连（谢传礼 等，1996）。也有研究表明，东亚最低海平面出现在23—19 cal.ka B.P.，LGM中国东部陆架最低海平面在水深135 m之下，其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岛等连为一体（李广雪 等，2009）。
LGM陆地上的水系格局与现代类似，但由于海平面下降，大地侵蚀基准面随之降低，再加之出露的大陆架比降比现今河流下游平原地区大，由此导致低海平面时期河流发生较强的溯源深切，形成谷坡较陡而河床较窄的古深槽。在长江中下游最为显著，长江出露大陆架的比降比现今中下游的水面大8~10倍，其时古深槽水面平均比现今低20~45 m，位置基本与现今河道相吻合（杨达源，1986）。长江中下游河床比降大，河流深切，导致两岸湖区水位下降，甚至退化为河网切割的低平原，大陆架与河流滩地长期暴露，在风力作用下，近源地形成堆积砂山，细颗粒物质在丘陵、岗地等堆积，形成晚期的下蜀黄土层。
2 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2.1 人类活动相对减弱
结合前文与环境记录，可以发现：MIS3（46—24cal. ka B.P.）阶段气候与环境波动较大，存在明显的冰阶—间冰阶的旋回（Grootes et al., 1993），但总体状况仍较LGM为好，呈现相对的暖湿（图3-a）。LGM的环境最为恶劣，中国北方的靖远黄土记录显示此时期粒度最粗（Sun et al., 2012）（图3-b），冬季风最为强劲，而南方的董歌洞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显示该时期夏季风最为衰弱（Dykoski et al.，2005）（图3-c）。葫芦洞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显示约在16 cal.ka B.P.，全球气温开始逐步回升，中国大陆夏季风势力逐渐变强，冬季风势力开始减弱，进入了末次冰消期（Post Glacial，简称PG），并在11.5 cal.ka B.P.开始进入暖湿的间冰期—全新世（Wang et al.,2001）（图3-d）。对比甘肃大地湾近6万年的考古记录（Bettinger et al., 2010），发现：石英石片技术石器从6万年直到全新世中晚期地层中连续出现，并在MIS3阶段出现一个小高峰，在LGM石片石器数量较少，在PG数量又开始增加，并在14—12 cal.ka B.P.达到鼎盛（图3-f）。指示相对暖湿的MIS3阶段人类活动较强，干冷最盛的LGM及之前一段时间，大地湾人类活动迅速减弱，并在逐步回暖的PG时期又迅速活跃。显然环境极端恶劣的LGM，严重制约了人类活动，致使人类活动强度相对衰弱。值得关注的是，在LGM大地湾出现了一种新的石器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细石器技术制品（图3-e）。人类活动的衰弱不仅存在于大地湾遗址，在中国北方也很普遍，主要表现在：LGM遗址与年代数据均出现低谷，根据统计目前中国北方有确切年代数据的遗址中，属于MIS3阶段的遗址有153个、LGM的有17个、PG的有37个。如果把年代数和遗址数作为表征人类活动强度指标，则LGM人类活动强度较MIS3和PG为弱。
Image图 3 大地湾打制石器制品与环境演变记录 [a. GISP2（Grootes et al., 1993）；b. 靖远黄土记录（Sun et al., 2012）；c. 董歌洞（Dykoski et al., 2005）；d. 葫芦洞（Wang et al., 2001）；e & f. 大地湾石制品（Bettinger et al., 2010）]
这是因为LGM极端干冷的气候，使得中国陆地植被NPP最小，平均值为208 gC/m2·a，仅为现代的一半多些，尤其是中国北方，其气温和降水减少幅度更大，NPP跌幅也更大，动植物种类发生变化，资源密度也大大下降，使得狩猎采集人群，面临环境恶化，单位面积资源量不足的境遇，人类活动也因此减弱，进而可能导致单个遗址人口规模下降，区域遗址数量下降。资源密度的不足，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狩猎采集需要更大面积、更长距离，致使人类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活动范围更广。
2.2 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出现与扩散
从北方遗址空间分布来看（图4），LGM分布范围更靠南，且多在多年冻土南界及以南地区，而MIS3和PG时期遗址分布较广泛且更靠北。张虎才等（2009）在东北的研究也表明，动物化石和人类遗迹的测年在LGM期间数量减少，分布也明显偏南。北方LGM遗址分布显然与自然带系统南移有关，原先森林植被退化为草原，草原退化为荒漠，人类生存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北方自然带在长白山一带为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为温带草原，这2个自然带水热植被条件更好，能满足狩猎采集者的需求，故遗址多分布于其中；而其余广大区域为寒温带草原和寒温带荒漠带，因环境与资源条件过差，少有遗址分布。
Image图 4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以来旧石器遗址分布（a. MIS3 和 PG；b. LGM）
随着自然带的大幅度南移，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细石器技术在中国北方广泛出现与传播。细石器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石器技术，以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把细石器镶嵌在骨、角或木柄上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细石器具有细小便携，因此非常适合长距离、频繁迁移的狩猎采集者，同时由于其是复合工具，用途广，适应性强，组合的刃部锋利，捕猎效率高，因此非常适合北方草原环境的狩猎采集经济，但其制作有专门的技术流程。目前最早细石器发现在亚洲50°N以北的中高纬度地区，包括阿尔泰地区的Ust-karkol1（35 100±2 850 a B.P.）、Anui2（27 930±1 590 a B.P.）、Kamenka和complexB（28 815±150—24 625±190 a B.P.）等遗址，西伯利亚的乌斯季科瓦遗址（32.86 ka B.P.），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Usuti-Urima遗址（25 ka B.P.）（Feng et al.，2016；加藤真二，2015），中国细石器遗址晚于阿尔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可以想见，随着LGM的到来，自然带南移，亚洲50°N以北中高纬地区，被荒漠、苔原和冰原所控制，极端恶劣的环境，使得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伴随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群的第二次南下，中高纬度先民向南迁移，并将较为先进的细石器技术带到了中国北方。
由于环境恶化，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中国北方先民，迅速消化、吸收细石器技术，并在中国北方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北方先民调整适应冰期环境的重要策略之一，因此大地湾遗址自60 ka B.P.以来一直使用的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小石片石器，而在20 cal ka B.P.前后开始出现细石器。这一现象在中国北方表现得非常突出，目前中国北方发现最早细石器的一批遗址，均落在LGM，包括华北泥河湾盆地的二道梁（21 038±217 cal. a B.P.）、河北孟家泉遗址（20 190±340 cal. a B.P.），黄土高原的大地湾、彭阳PY03（21 038±217 cal. a B.P.）、柿子滩（21 124±276 cal. a B.P.）、龙王辿（26—21 cal.ka B.P.）（加藤真二，2015；王小友 等，2016）等遗址。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北方不排除存在早于LGM的细石器遗址，如黄河下游嵩山西施遗址（25cal. ka B.P.）（王幼平 等，2014），但这无法改变中国北方在LGM普遍使用细石器的事实。显然LGM恶劣的气候，中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寒温带—温带草原环境，是细石器技术在北方扩散的重要动力，因此细石器技术的扩散与普遍使用，是LGM先民对北方自然带草原化的生态适应。
知事录：这些根据年代数与遗址数来作为表征人类活动强度指标所作出的各种科学判断，一是会随着考古“遗址”的分布、数量等方面的变化而改变，二是不同地方的“遗址”数量不一样，一个地方多一些、一个地方少一些，造成这种现象的相关因素实在太多，比如人类活动的破坏性影响、地理气候环境导致某一地的“遗址”比另一地的“遗址”更不易保存下来，等等。
2.3 中国南方陶器的起源与传播
LGM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广泛扩散，却未影响到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区，该地区仍保持着以砾石石器或石片石器为主的石器工业。这主要是因为细石器技术适用于北方草原环境，而南方由于气温和降水跌幅均比北方小，仍能维持森林植被，例如长江中下游当时退化为针阔混交林，岭南及其以南地区仍发育了亚热带植被，细石器技术并不适用。由此形成南北方不同文化体系与传统：北方草原环境，资源密度低，行为模式是使用细石器技术、较高流动性、狩猎经济比重大；而南方森林环境，资源密度相对较高，行为模式是砾石—石片石器、流动性低、以采集经济为主，尤其是对水生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北方文化传统差异早在晚更新世末期就开始显现。
南方对于LGM剧烈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的重要表现是陶器的起源与传播（陈宥成 等，2017）。陶器的起源与传播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人类对资源利用程度大大加深，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迈向新台阶。目前全球最早的陶器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万年仙人洞（20 cal. ka B.P.）（Wu et al.，2012），湖南玉蟾岩（18—17 cal. ka B.P.）（Elisabettaet al., 2009）和桂林庙岩（17 cal. ka B.P.）等遗址（谌世龙，1999）。世界最早的陶器出现在LGM，也绝非偶然，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剧烈降温，年均温较现在低8~9℃，冬季降温幅度更大，但降水较为充沛，仍能维持现在降水量的70%，环境冷湿，河湖湿地仍较为广泛，气候带演变为暖温带，冬季气温低而漫长，河流出现结冰。
已有研究揭示长江中下游初级生产力比较高，但实际可用的陆地食物资源并不丰富，水生资源可以弥补陆地食物资源的不足，但利用水生资源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陈胜前，2006），许多水生资源无法直接食用（例如蚌类）；同时剧烈降温，使得热量资源不足，原先未加利用或难以利用的生物种类也作为食物开始被纳入利用的范围。为加大资源的利用广度和效率，陶器应运而生，陶器既可以煮食食物，又可以获取热水，弥补热量的不足。日本早期陶器的最主要功用是烧水与煮食物等，并可能用来储存（Charles et al., 2003）。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水栖类种类达18种，占67%，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增加了螺蚌类，螺类富集，与人类食用相关（周广明 等，2016）。因此陶器的出现，是长江中下游先民对LGM剧烈环境变化的调整与适应，是强化食物资源的利用及获取热量资源的结果。
3 结论
1）LGM中国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首先是气候恶化，气温迅速降低，大陆年均温较今低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降水只有现代的30%~40%，南方地区仍能维持现代降水量的60%~80%。其次是自然带系统南移，多年冻土南界南移，猛犸象冰期动物群南迁，最大幅度达到8~9个纬度，中国北方多为寒温带—温带草原和荒漠占据，陆地NPP达最小值。由于海平面下降，大陆架出露，新增陆地面积155万km2，东亚台湾岛、朝鲜半岛已经和大陆连为一体，日本列岛可能成为半岛。
2）LGM极端干冷的气候，使得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大大减弱，单个遗址人口规模下降，区域遗址数量下降，狩猎采集需要更大面积、更长距离，致使人类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同时，伴随猛犸象动物群的南下，西伯利亚人群可能南迁，带来了细石器技术，在LGM被中国北方先民迅速吸收，以适应北方自然带南移和草原化过程。
3）LGM中国南方变化比北方小，降温显著，降水减少幅度有限，仍保持森林植被，因而能保持原先的砾石石片工业，过着流动性相对弱，以采集为主的生活模式。但为了强化资源利用，获取更多的热量，发明了陶器，这是南方地区应对LGM环境变化的重要表现。
Original 侯光良等 知事录 2023-06-12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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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次冰盛期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侯光良，许长军，兰措卓玛，朱燕
知事录：虽说人的历史很主要就是人的观念史，可是，人的观念史又实实在在与各种给定条件有关系，这些给定条件包括地理、气候等，人的观念史就涉及到人怎么认识这些给定条件、人怎么应对这些给定条件、人是否能克服与超越某些给定条件带来的挑战、人在应对这些给定条件时采取的何种观念与文化能力，等等。因此，了解地理的变迁、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的响应与适应方式，就对我们理解历史中的那些稳定结构与具体事件有非常大的帮助。
文章摘要：末次冰盛期（LGM）是地质历史时期一个极端干冷的典型模态，气候恶化，中国剧烈降温，降温幅度自南向北依次增大，华中、华北年均温较今低 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 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 60%~80%。因气候恶化，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减少，资源密度也下降，中国北方人类活动迅速衰弱，遗址数量较 MIS3 和 PG 时期明显减少，遗址分布南缩；同时狩猎采集出现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的行为模式。LGM 中国自然带系统南移，当时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的温带草原，以及东北的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同时随着自然带与猛犸象动物群的南移，西伯利亚人群南迁，带来了新兴的适用于草原环境的细石器技术，是北方人类对 LGM 恶化环境的调整与适应的重要体现。为适应 LGM 中国长江中下游冷湿的环境，发明了陶器，是南方人类在 LGM 深化资源的加工过程和扩大资源利用范围的具体体现。
知事录：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是于第四纪的更新世内的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约于7万年前开始，约至1.15万年前结束。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约发生于2.1万年前，一些人或认为发生在2.6万~1.9万年前、2.4万~1.8万年前。关于末次冰盛期的年限，只能大约估计一个区间，无法对年限进行精准确定，除了科学研究资料的不充分之外，还有就是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的定义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
正文
末次冰盛期是末次冰期中最寒冷干燥的阶段，传统上根据冰川的前进与消退，以及海平面的升降，发现24—18 cal. ka B.P.海平面降到末次冰期以来的最低值，冰盖则扩张到最大值，因此把该时段称为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简称LGM）（Mix et al., 2001），但也有学者将26.5—19 cal. ka B.P.定为LGM（Clark et al., 2009），本文仍采用传统的时间界限：24—18 cal. ka B.P.。LGM是地球冰期—间冰期循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极端干冷模态，是地质历史上距今最近的极端寒冷时期，是全球冰盖大幅度扩张和陆地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段，当时全球冰川面积覆盖了陆地的24%，是目前的1倍多。显然这种极端气候与环境变化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开展人类对其响应与适应的研究，对确定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适应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当前快速变化的环境提供借鉴，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之一。另外，位于亚欧大陆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较为连续的地区，是研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理想区域（郭正堂 等，2014）。
知事录：“24—18 cal. ka B.P.”，“cal”指“calibrated”，校准过的，又一说是指“calendar”，日历、日历年——非业内人士，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所指，摘录在这里仅供参考；“ka”指“kilo years”，千年；“B.P”指“Before.present”，距今、从之前到目前。
自LGM以来，气候与环境经历了LGM与全新世大暖期，即冰期—间冰期的2种环境极端模态，研究这2种环境极端模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对探讨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从已有进展来看，全新世大暖期与人类活动响应与适应，很早就引起学界的重视（施雅风 等，1993），关于全新世大暖期与农业的兴起、扩张等的研究已积累较多成果（Li etal., 2009; Lu et al., 2009）；但是对于LGM期间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LGM前后，黄土高原的旧石器文化有明显差异，人类活动明显减弱，并推测人群发生了南迁（吉笃学 等，2005；Madsen et al., 2013）。但关于较大尺度范围内（中国）LGM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仍较薄弱，当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影响的过程与机制，人类社会如何适应极端全球变化等诸多问题还不甚明了。由此本文系统总结了LGM中国的气候环境状况，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分析LGM前后中国人类活动演变，以及不同区域古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策略的环境因素，初步揭示冰期极端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
1 末次冰盛期的环境状况
1.1 气候恶化
LGM中国的气候显著恶化，从年均温来看（图1）（张兰生，2012），0℃等温线分布在辽东半岛南端—太行山—黄土高原南缘—川西—滇北—雅鲁藏布江一线，此线以西以北气温低于0℃，至中国最北部年均温在-15℃左右；此线以南，年均温高于0℃，岭南的雷州半岛等地气温仍高于20℃。全国各地普遍降温，但降温幅度差异明显，呈现出北方大于南方，高原大于平原，冬季大于夏季的态势。东北和西北地区年均温较现今低10℃以上，华北地区低10℃，华中低8~9℃，华南只低了1~4℃。冬季降温更显著，北方较今低15℃以上，华南地区较今低10℃；而7月均温较今低3~7℃，因此最热月降温幅度有限，最冷月降温幅度大；1月0℃等温线现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LGM则南移至南岭一带，这意味着其时南岭以北地区的河流、湖泊出现结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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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图 1 LGM 的中国气温和降水分布（张兰生 等，2012）
从降水来看，LGM中国降水量显著减少，分布仍呈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态势。西北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0 mm，其时200 mm等降水量线大致与现今400 mm等降水量线分布一致，其时400 mm等降水量线南退至雅鲁藏布江下游—川西高原—秦岭—淮河一线，但长江以南多数地区降水量仍在1 000 mm左右。LGM中国降水量减少因地而异，东北、华北地区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60%~80%。降水减少最明显的地区出现在东北—华北和青藏高原，只有现代的20%~40%。
1.2 自然带系统南移
随着气候变化，中国自然带发生重大调整，系统南移，最大南移幅度达到8~9个纬度，主要表现在：从气候带来看，LGM北方气候带演变为寒温带和温带（图2），寒温带面积大大拓展，温带则显著缩小；南方则演替为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热带退出大陆。从植被带来看，东北地区自东向西依次发育的是寒温带森林—草原、寒温带草原、寒温带荒漠，北方草原、荒漠大大扩张，尤其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今为暖温带—北亚热带森林，其时为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已推进至现代常绿阔叶林区的北部。长江以南地区仍保持森林植被，但更多表现为植被带系统南移，长江以南地区现今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时退化为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退到现今的热带区域；西北广大地区演替为寒温带—温带荒漠，青藏高原则为高原寒温带森林—灌丛—草原—荒漠景观（中国第四纪孢粉数据库小组，2000）。由于荒漠与草原植被扩张，森林减少，LGM中国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显著减少，成为过去70 ka B.P.以来最小的时期，根据模拟NPP仅为现代的58%（何勇 等，2005）。
Image图注：Ⅰ1. 寒温带森林—草原；Ⅰ2. 寒温带草原；Ⅰ3. 寒温带荒漠；Ⅱ1. 温带森林—草原；Ⅱ2. 温带草原；Ⅲ. 暖温带森林；Ⅳ.北亚热带森林；Ⅴ. 中亚热带森林；Ⅵ. 高原寒温带森林—灌丛—草原—荒漠。
图 2 LGM 自然环境[自然带（张兰生 等，2012）；冻土界线（崔之久 等，2004）；沙地（Lu et al.，2013）；海岸线（谢传礼 等，1996）
多年冻土南界现今大致在中国东北约47°N一线，LGM则南移至由东北的大连（39°N）至北京、大同（40°N），在鄂尔多斯地区向南凸出至榆林、靖边（37°N）附近，经中宁（37.4°N）进入河西走廊的酒泉、敦煌（39°—40°N），南移幅度达到7~10个纬度（崔之久 等，2004）。LGM中国北方干冷表现较为突出，沙地得到极大的扩张，现今400 mm等降水量线以西以北地区，大部分被荒漠所覆盖。相对于现代的沙漠和沙地流沙的面积，其时中国西北地区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和库姆塔格沙漠扩张了10%~20%；北方中部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面积扩张了29%~39%；东部的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流沙面积分别扩大了25%、37%、35%和270%；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和沙地的面积扩大了20%（Lu etal.，2013）。甚至在以华北渤海为中心和东海—黄海大陆架出露的区域，也出现了面积较广的沙地（赵松龄 等，1996）。
伴随自然带的南移，动物也发生南迁。据已有研究，中国北方在晚更新世存在2次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群向南迁移过程，第1次发生在34—26 ka B.P.,猛犸象从西伯利亚地区扩散到东北松辽平原；第2次发生在23—12 ka B.P.，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化石普遍在北方地区被发现，从东北的松辽平原到山东半岛均有分布，扩散南界达到35°N，较前期向南迁移的幅度约有10个纬度（金昌柱 等，1998）。
知事录：此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的文化适应性相对比较弱，人类活动受自然变迁的影响较深。末次冰期最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欧亚大陆低纬度地区人群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中高纬度地区的人群就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一是直接影响了人口的繁衍、规模与分化，二是迫使中高纬度地区的人群随着自然带的难移而逐渐南移——据说这在基因分布上也有所体现，此一时期存在着一波古北方人的基因向长江以南扩散的情形，而到了之后的冰后期与全新世大暖期，则出现大量古南方人北迁至长江一线再至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情形，须参考具体研究与文献。不过，这种观点也受到一定的质疑，比方说，同在所谓的全新世大暖期，就既存在古北方人群成分扩散至长江以南一带的情形，也存在着古南方人群成分出现在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情形，这意味着同一大气候时期，就存在着南北的双向流动与变化，双向迁徙与互动融合。当然，这些双向流动背后的自然动力，可能是大气候期内的小气候期的波动造成的。通常所说的“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大暖期”之间，并非就是单向的单线的气温上升、冰盖缩减的过程，而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存在着气候反复波动的情况，比如，末次冰盛期逐渐衰退后（1.9万~1.8万年前），全球气温逐渐上升，特别是在1.5万~1.3万年前左右，是气温不断增长的一段时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因而扩大，可是，这一升温期之后，又出现一轮新的冰期，原有的升温过程中断，全球气温又进入降温期，现代人的祖先遭遇严峻的考验，这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比如，全新世大暖期期间同样包含许多的气候与环境波动（比如突然降温），并对人类的活动造成影响，除此事件之外，还有好几次小的降温期，一些学者就认为，红山文化区、辽海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出现农业文化衰退的现象，东亚农业线整体南移就与一次降温期有关系，这一次自然带与农业线的南移，就体现为红山文化区及其以北文化区的衰退，而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区则从“众星”中强势崛起。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进入了全新世（Holocene）较为持久的大暖期，现代人的祖先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从纯粹的采猎（采集、狩猎）走向农业化（种植业、养殖业），并开枝散叶，繁衍得多如星辰，各个支系快速分化与增长——现代人的祖先在此一时期发展出的“文化”，提高了自己的生存适应性，这些先祖得以凭借着新的“文化”要素，去适应诸多复杂的环境。当然，其实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前，一些地区的人类就已经存在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萌芽，已经开始学习种植植物或养殖动物（驯化动植物），可是到了全新世大暖期之后，农业文化才扩散开来，全新世相对稳定的温暖态势，为各个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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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陆架出露，海岸线外推
LGM由于全球平均气温下降8~13℃，南北两极下降的幅度甚至达到20℃，因此南北两极冰盖非常发育，凝固了大量的水分，致使全球海平面平均下降了约130 m，因此中国沿海地区大陆架几乎全部出露，出露的大陆架面积达到155万km2，中国海岸线向太平洋方向最大迁移距离超过1 000 km，亚洲大陆与库页岛、日本、台湾、海南岛都连接在一起；渤海、黄海陆架以及大部分的东海陆架出露成陆并转化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日本海可能成为一个冰封的内陆海（湖），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日本列岛也因海平面下降而成为一体，朝鲜半岛也成为东亚大陆一部分，并且几乎与日本相连（谢传礼 等，1996）。也有研究表明，东亚最低海平面出现在23—19 cal.ka B.P.，LGM中国东部陆架最低海平面在水深135 m之下，其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岛等连为一体（李广雪 等，2009）。
LGM陆地上的水系格局与现代类似，但由于海平面下降，大地侵蚀基准面随之降低，再加之出露的大陆架比降比现今河流下游平原地区大，由此导致低海平面时期河流发生较强的溯源深切，形成谷坡较陡而河床较窄的古深槽。在长江中下游最为显著，长江出露大陆架的比降比现今中下游的水面大8~10倍，其时古深槽水面平均比现今低20~45 m，位置基本与现今河道相吻合（杨达源，1986）。长江中下游河床比降大，河流深切，导致两岸湖区水位下降，甚至退化为河网切割的低平原，大陆架与河流滩地长期暴露，在风力作用下，近源地形成堆积砂山，细颗粒物质在丘陵、岗地等堆积，形成晚期的下蜀黄土层。
2 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2.1 人类活动相对减弱
结合前文与环境记录，可以发现：MIS3（46—24cal. ka B.P.）阶段气候与环境波动较大，存在明显的冰阶—间冰阶的旋回（Grootes et al., 1993），但总体状况仍较LGM为好，呈现相对的暖湿（图3-a）。LGM的环境最为恶劣，中国北方的靖远黄土记录显示此时期粒度最粗（Sun et al., 2012）（图3-b），冬季风最为强劲，而南方的董歌洞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显示该时期夏季风最为衰弱（Dykoski et al.，2005）（图3-c）。葫芦洞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显示约在16 cal.ka B.P.，全球气温开始逐步回升，中国大陆夏季风势力逐渐变强，冬季风势力开始减弱，进入了末次冰消期（Post Glacial，简称PG），并在11.5 cal.ka B.P.开始进入暖湿的间冰期—全新世（Wang et al.,2001）（图3-d）。对比甘肃大地湾近6万年的考古记录（Bettinger et al., 2010），发现：石英石片技术石器从6万年直到全新世中晚期地层中连续出现，并在MIS3阶段出现一个小高峰，在LGM石片石器数量较少，在PG数量又开始增加，并在14—12 cal.ka B.P.达到鼎盛（图3-f）。指示相对暖湿的MIS3阶段人类活动较强，干冷最盛的LGM及之前一段时间，大地湾人类活动迅速减弱，并在逐步回暖的PG时期又迅速活跃。显然环境极端恶劣的LGM，严重制约了人类活动，致使人类活动强度相对衰弱。值得关注的是，在LGM大地湾出现了一种新的石器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细石器技术制品（图3-e）。人类活动的衰弱不仅存在于大地湾遗址，在中国北方也很普遍，主要表现在：LGM遗址与年代数据均出现低谷，根据统计目前中国北方有确切年代数据的遗址中，属于MIS3阶段的遗址有153个、LGM的有17个、PG的有37个。如果把年代数和遗址数作为表征人类活动强度指标，则LGM人类活动强度较MIS3和PG为弱。
Image图 3 大地湾打制石器制品与环境演变记录 [a. GISP2（Grootes et al., 1993）；b. 靖远黄土记录（Sun et al., 2012）；c. 董歌洞（Dykoski et al., 2005）；d. 葫芦洞（Wang et al., 2001）；e & f. 大地湾石制品（Bettinger et al., 2010）]
这是因为LGM极端干冷的气候，使得中国陆地植被NPP最小，平均值为208 gC/m2·a，仅为现代的一半多些，尤其是中国北方，其气温和降水减少幅度更大，NPP跌幅也更大，动植物种类发生变化，资源密度也大大下降，使得狩猎采集人群，面临环境恶化，单位面积资源量不足的境遇，人类活动也因此减弱，进而可能导致单个遗址人口规模下降，区域遗址数量下降。资源密度的不足，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狩猎采集需要更大面积、更长距离，致使人类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活动范围更广。
2.2 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出现与扩散
从北方遗址空间分布来看（图4），LGM分布范围更靠南，且多在多年冻土南界及以南地区，而MIS3和PG时期遗址分布较广泛且更靠北。张虎才等（2009）在东北的研究也表明，动物化石和人类遗迹的测年在LGM期间数量减少，分布也明显偏南。北方LGM遗址分布显然与自然带系统南移有关，原先森林植被退化为草原，草原退化为荒漠，人类生存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北方自然带在长白山一带为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为温带草原，这2个自然带水热植被条件更好，能满足狩猎采集者的需求，故遗址多分布于其中；而其余广大区域为寒温带草原和寒温带荒漠带，因环境与资源条件过差，少有遗址分布。
Image图 4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以来旧石器遗址分布（a. MIS3 和 PG；b. LGM）
随着自然带的大幅度南移，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细石器技术在中国北方广泛出现与传播。细石器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石器技术，以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把细石器镶嵌在骨、角或木柄上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细石器具有细小便携，因此非常适合长距离、频繁迁移的狩猎采集者，同时由于其是复合工具，用途广，适应性强，组合的刃部锋利，捕猎效率高，因此非常适合北方草原环境的狩猎采集经济，但其制作有专门的技术流程。目前最早细石器发现在亚洲50°N以北的中高纬度地区，包括阿尔泰地区的Ust-karkol1（35 100±2 850 a B.P.）、Anui2（27 930±1 590 a B.P.）、Kamenka和complexB（28 815±150—24 625±190 a B.P.）等遗址，西伯利亚的乌斯季科瓦遗址（32.86 ka B.P.），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Usuti-Urima遗址（25 ka B.P.）（Feng et al.，2016；加藤真二，2015），中国细石器遗址晚于阿尔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可以想见，随着LGM的到来，自然带南移，亚洲50°N以北中高纬地区，被荒漠、苔原和冰原所控制，极端恶劣的环境，使得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伴随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群的第二次南下，中高纬度先民向南迁移，并将较为先进的细石器技术带到了中国北方。
由于环境恶化，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中国北方先民，迅速消化、吸收细石器技术，并在中国北方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北方先民调整适应冰期环境的重要策略之一，因此大地湾遗址自60 ka B.P.以来一直使用的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小石片石器，而在20 cal ka B.P.前后开始出现细石器。这一现象在中国北方表现得非常突出，目前中国北方发现最早细石器的一批遗址，均落在LGM，包括华北泥河湾盆地的二道梁（21 038±217 cal. a B.P.）、河北孟家泉遗址（20 190±340 cal. a B.P.），黄土高原的大地湾、彭阳PY03（21 038±217 cal. a B.P.）、柿子滩（21 124±276 cal. a B.P.）、龙王辿（26—21 cal.ka B.P.）（加藤真二，2015；王小友 等，2016）等遗址。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北方不排除存在早于LGM的细石器遗址，如黄河下游嵩山西施遗址（25cal. ka B.P.）（王幼平 等，2014），但这无法改变中国北方在LGM普遍使用细石器的事实。显然LGM恶劣的气候，中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寒温带—温带草原环境，是细石器技术在北方扩散的重要动力，因此细石器技术的扩散与普遍使用，是LGM先民对北方自然带草原化的生态适应。
知事录：这些根据年代数与遗址数来作为表征人类活动强度指标所作出的各种科学判断，一是会随着考古“遗址”的分布、数量等方面的变化而改变，二是不同地方的“遗址”数量不一样，一个地方多一些、一个地方少一些，造成这种现象的相关因素实在太多，比如人类活动的破坏性影响、地理气候环境导致某一地的“遗址”比另一地的“遗址”更不易保存下来，等等。
2.3 中国南方陶器的起源与传播
LGM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广泛扩散，却未影响到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区，该地区仍保持着以砾石石器或石片石器为主的石器工业。这主要是因为细石器技术适用于北方草原环境，而南方由于气温和降水跌幅均比北方小，仍能维持森林植被，例如长江中下游当时退化为针阔混交林，岭南及其以南地区仍发育了亚热带植被，细石器技术并不适用。由此形成南北方不同文化体系与传统：北方草原环境，资源密度低，行为模式是使用细石器技术、较高流动性、狩猎经济比重大；而南方森林环境，资源密度相对较高，行为模式是砾石—石片石器、流动性低、以采集经济为主，尤其是对水生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北方文化传统差异早在晚更新世末期就开始显现。
南方对于LGM剧烈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的重要表现是陶器的起源与传播（陈宥成 等，2017）。陶器的起源与传播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人类对资源利用程度大大加深，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迈向新台阶。目前全球最早的陶器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万年仙人洞（20 cal. ka B.P.）（Wu et al.，2012），湖南玉蟾岩（18—17 cal. ka B.P.）（Elisabettaet al., 2009）和桂林庙岩（17 cal. ka B.P.）等遗址（谌世龙，1999）。世界最早的陶器出现在LGM，也绝非偶然，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剧烈降温，年均温较现在低8~9℃，冬季降温幅度更大，但降水较为充沛，仍能维持现在降水量的70%，环境冷湿，河湖湿地仍较为广泛，气候带演变为暖温带，冬季气温低而漫长，河流出现结冰。
已有研究揭示长江中下游初级生产力比较高，但实际可用的陆地食物资源并不丰富，水生资源可以弥补陆地食物资源的不足，但利用水生资源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陈胜前，2006），许多水生资源无法直接食用（例如蚌类）；同时剧烈降温，使得热量资源不足，原先未加利用或难以利用的生物种类也作为食物开始被纳入利用的范围。为加大资源的利用广度和效率，陶器应运而生，陶器既可以煮食食物，又可以获取热水，弥补热量的不足。日本早期陶器的最主要功用是烧水与煮食物等，并可能用来储存（Charles et al., 2003）。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水栖类种类达18种，占67%，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增加了螺蚌类，螺类富集，与人类食用相关（周广明 等，2016）。因此陶器的出现，是长江中下游先民对LGM剧烈环境变化的调整与适应，是强化食物资源的利用及获取热量资源的结果。
3 结论
1）LGM中国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首先是气候恶化，气温迅速降低，大陆年均温较今低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降水只有现代的30%~40%，南方地区仍能维持现代降水量的60%~80%。其次是自然带系统南移，多年冻土南界南移，猛犸象冰期动物群南迁，最大幅度达到8~9个纬度，中国北方多为寒温带—温带草原和荒漠占据，陆地NPP达最小值。由于海平面下降，大陆架出露，新增陆地面积155万km2，东亚台湾岛、朝鲜半岛已经和大陆连为一体，日本列岛可能成为半岛。
2）LGM极端干冷的气候，使得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大大减弱，单个遗址人口规模下降，区域遗址数量下降，狩猎采集需要更大面积、更长距离，致使人类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同时，伴随猛犸象动物群的南下，西伯利亚人群可能南迁，带来了细石器技术，在LGM被中国北方先民迅速吸收，以适应北方自然带南移和草原化过程。
3）LGM中国南方变化比北方小，降温显著，降水减少幅度有限，仍保持森林植被，因而能保持原先的砾石石片工业，过着流动性相对弱，以采集为主的生活模式。但为了强化资源利用，获取更多的热量，发明了陶器，这是南方地区应对LGM环境变化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