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夺淮之后，淮河失去入海通道。建国人工后修了苏北灌溉总渠，毕竟流量有限。近些年土鳖修淮河入海河道一期二期，硬生生挖出一条新淮河河道，防洪标准达到3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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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奔腾看中国：淮河入海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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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江河奔腾看中国：淮河入海河道
有照片吗？FoxMe 写了： 2022年 10月 13日 10:54 黄河夺淮之后，淮河失去入海通道。建国人工后修了苏北灌溉总渠，毕竟流量有限。近些年土鳖修淮河入海河道一期二期，硬生生挖出一条新淮河河道，防洪标准达到3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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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江河奔腾看中国：淮河入海河道
征地非常贵，那些水渠，连河滩都没有，简直就是露天管道FoxMe 写了： 2022年 10月 13日 10:54 黄河夺淮之后，淮河失去入海通道。建国人工后修了苏北灌溉总渠，毕竟流量有限。近些年土鳖修淮河入海河道一期二期，硬生生挖出一条新淮河河道，防洪标准达到3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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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江河奔腾看中国：淮河入海河道
算个鸡巴毛FoxMe 写了： 2022年 10月 13日 10:54 黄河夺淮之后，淮河失去入海通道。建国人工后修了苏北灌溉总渠，毕竟流量有限。近些年土鳖修淮河入海河道一期二期，硬生生挖出一条新淮河河道，防洪标准达到3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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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孝明帝派人修治黄河，此后一千年无水患。
真正千年大计
那个lahei、foofy以及戴着遮羞布的婊子不用费事回我的帖了。我分别用了一个伪币把它们放在屏蔽傻x列表里，我既看不到，更回不了。
因为军版傻x列表屏蔽功能不完善，特此在个人签名处补充，lahei、foofy以及戴着遮羞布的婊子，若回我帖子死全家。
Re: 江河奔腾看中国：淮河入海河道
东汉至隋唐时期的黄河水灾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筑堤”“理渠”,系统地修筑大堤,稳定了黄河河床。直至唐末,黄河有一个较长的安流期,谭其骧先生称之为“八百年安流期”。在这一时期,黄河并非没有发生大的水灾。据房玄龄等《晋书·五行志》载,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杀人”。这是作为黄河支流的伊、洛河泛滥的情形。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西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说明这一时期黄河或其支流的水灾也时有发生。
西晋以后,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之中,所以此后的100多年中少有关于黄河水灾的信息。从现存的古籍中可以查到的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仅有两次:一次是前赵政权汉昭武帝(刘聪)麟嘉二年(公元317年)。据《晋书·刘聪载记》载,当时境内旱、涝交替,蝗灾横发,“河、汾大溢,漂没数千家”。另一次是前秦政权景明帝(苻健)皇始四年(公元354年)。《晋书·苻健载记》载“大雨霖,河、渭溢”。这两次河溢记载极其简单,仅有数字。既无具体受灾位置,又无灾情状况描述,但河溢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上述两次水灾应该只是此期黄河水灾的一部分。北魏兴起后,黄河流域趋于统一,有关水灾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比如北魏济州城被冲毁即是其一。
隋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黄河重新受到重视,有关黄河水灾的记载明显增加。唐代也复如是,除了黄河决溢的直接记载外,所谓“大水”的记载屡见不鲜。自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到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有大水记载的年份达到29次,单单开元年间就有7次之多。黄河支流的水灾次数也不亚于干流,仅长安一带,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起,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止,严重的水灾就达24次之多。东都洛阳地区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至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有水灾记载的年份有29年。
隋唐五代的黄河河道大体上和魏晋北朝一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由于行水既久,在此期间,河道与堤防已无法承受黄河的冲击,水灾日渐增多。魏征等《隋书·五行志》对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记载“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而唐代黄河水灾的发生频率远超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能与黄河灾害记载的遗漏有关。
进入五代后,黄河流域重又陷入分裂和混乱状态,先后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使黄河问题无法受到重视,决溢不能及时堵筑,加上双方互相攻伐,甚至不惜以水代兵,使黄河灾难愈演愈烈。因此,五代时期的黄河水灾更加频繁。据统计,此期的55年间,决溢年份即达18年,决溢地方达三四十处,灾情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的黄河水灾
北宋时期,黄河水灾严重程度较前代更甚,虽倾天下财力之半,但成效不佳,受灾地区和成灾程度都超过五代,河道的决溢和移徙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仅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的88年间,黄河决溢就达60余次。该期黄河决口改道不断。据脱脱等《宋史·河渠志》载,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 ,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直到次年二月人们才将决口堵塞。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十五日,“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这次河决较之天禧三年程度更剧,且延续了8年,直至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才堵塞成功。这次河患在泛滥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造成的灾害也是严重的。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形成所谓“横陇故道”,行流长达14年。此后,“河未为患”,相对安澜。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埽(今濮阳东北),夺永济渠,至今天津东北入海,时称北流。此后,直至北宋灭亡时,黄河决溢达49次,以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十七日的曹村决口危害最重。这次决口影响到濮州(治鄄城,今菏泽市鄄城北)、齐州(治历城,今济南)、郓州(今东平)和徐州,坏田逾三十万顷,庐舍数万。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筑堤”“理渠”,系统地修筑大堤,稳定了黄河河床。直至唐末,黄河有一个较长的安流期,谭其骧先生称之为“八百年安流期”。在这一时期,黄河并非没有发生大的水灾。据房玄龄等《晋书·五行志》载,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杀人”。这是作为黄河支流的伊、洛河泛滥的情形。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西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说明这一时期黄河或其支流的水灾也时有发生。
西晋以后,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之中,所以此后的100多年中少有关于黄河水灾的信息。从现存的古籍中可以查到的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仅有两次:一次是前赵政权汉昭武帝(刘聪)麟嘉二年(公元317年)。据《晋书·刘聪载记》载,当时境内旱、涝交替,蝗灾横发,“河、汾大溢,漂没数千家”。另一次是前秦政权景明帝(苻健)皇始四年(公元354年)。《晋书·苻健载记》载“大雨霖,河、渭溢”。这两次河溢记载极其简单,仅有数字。既无具体受灾位置,又无灾情状况描述,但河溢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上述两次水灾应该只是此期黄河水灾的一部分。北魏兴起后,黄河流域趋于统一,有关水灾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比如北魏济州城被冲毁即是其一。
隋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黄河重新受到重视,有关黄河水灾的记载明显增加。唐代也复如是,除了黄河决溢的直接记载外,所谓“大水”的记载屡见不鲜。自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到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有大水记载的年份达到29次,单单开元年间就有7次之多。黄河支流的水灾次数也不亚于干流,仅长安一带,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起,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止,严重的水灾就达24次之多。东都洛阳地区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至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有水灾记载的年份有29年。
隋唐五代的黄河河道大体上和魏晋北朝一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由于行水既久,在此期间,河道与堤防已无法承受黄河的冲击,水灾日渐增多。魏征等《隋书·五行志》对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记载“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而唐代黄河水灾的发生频率远超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能与黄河灾害记载的遗漏有关。
进入五代后,黄河流域重又陷入分裂和混乱状态,先后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使黄河问题无法受到重视,决溢不能及时堵筑,加上双方互相攻伐,甚至不惜以水代兵,使黄河灾难愈演愈烈。因此,五代时期的黄河水灾更加频繁。据统计,此期的55年间,决溢年份即达18年,决溢地方达三四十处,灾情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的黄河水灾
北宋时期,黄河水灾严重程度较前代更甚,虽倾天下财力之半,但成效不佳,受灾地区和成灾程度都超过五代,河道的决溢和移徙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仅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的88年间,黄河决溢就达60余次。该期黄河决口改道不断。据脱脱等《宋史·河渠志》载,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 ,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直到次年二月人们才将决口堵塞。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十五日,“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这次河决较之天禧三年程度更剧,且延续了8年,直至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才堵塞成功。这次河患在泛滥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造成的灾害也是严重的。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形成所谓“横陇故道”,行流长达14年。此后,“河未为患”,相对安澜。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埽(今濮阳东北),夺永济渠,至今天津东北入海,时称北流。此后,直至北宋灭亡时,黄河决溢达49次,以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十七日的曹村决口危害最重。这次决口影响到濮州(治鄄城,今菏泽市鄄城北)、齐州(治历城,今济南)、郓州(今东平)和徐州,坏田逾三十万顷,庐舍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