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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
萧瑜
关于本书及作者
李中夏
在毛泽东口述，史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毛氏对其长沙时代的学生生活曾有下面的一段回忆：
“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饮食，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里毛氏所说的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名叫萧瑜的学生，即是本书的著者萧瑜博士。
萧博士字子升，号书同，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是邻县邻区的同乡。他有个弟弟，名叫萧三，字子璋，是毛泽东小学时代的同学。在去长沙进中学之前，毛泽东曾先在湘乡境的东山学堂读过两年小学。毛氏在其“自传”的“童年时代”一章中回忆东山学堂时期的生活说，那里的学生，大多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华贵的衣服……我的穿着比别人寒酸，我只有一身较为体面的衣裳。
许多阔学生都看我不起，因为我平常穿的衣裳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学生做朋友，而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其中有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这里毛氏所说的那个当时“住在苏联”的“作家”，即是萧子璋。
萧瑜博士生于一八九三年，与毛泽东同岁。二人系长沙第一师范不同班次的同学，总角之交。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在其“日记”中记叙说，他在长沙所教授过的最优秀的三个男学生是萧、蔡和森和毛泽东。而事实上这三人当时也是相互间切磋最多的好友。
毛泽东之成为马克斯主义者多半受了蔡和森的影响；这几乎是所有研究中共党史者一致的看法。但毛、蔡之结识则缘于萧瑜。
毛泽东最早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是“新民学会”，而萧博士则是该学会两个最早期、最重要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另外的一个最早创建人是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游学北平之举是毛泽东生命发展的一大转捩点；但假定没有萧瑜的策动和授助，当时毛氏是不会或不可能北上游学的。
民国初年，长沙学生时代的萧瑜、蔡和森及毛泽东等三人，被称为“湘江三友”；後来蔡、毛二人转变为马克斯之徒，而萧氏则成为一自由主义者。三人本来是生命、感情上的好友，而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竟活生生地把他们拆开。若从情意和友谊的观点来看，这实是“湘江三友”的悲剧。
萧氏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法国学成归国後，在二十年代曾为国民党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并曾先後在北平担任农矿部次长、北平大学教务长、华北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三十年代初，他又离国往法，在其後的二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法瑞二国从事汉学教育方面的工作。
五十年代初，他自瑞士移居南美乌拉圭，继续其汉学教育工作，现已辞世。此书名《毛泽东前传》，由台北“李白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初版。
李白出版社地址：台北市吴兴街三九四巷二之二号四楼
电话：七○八一八一三
自序
萧瑜
本书之作非为歌颂英雄，亦非在贬责草寇。我全无此种意向。何况在我看来，英雄和草寇之间的界线有时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本书所述，旨在从我记忆之仓中，选出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且与远东问题有关联的生平若干片断，作成正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我自己的同胞来说，还是对整个的人类世界来说，我都感到把某些已经为官方历史或多或少歪曲的事实记录下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经看到不正确的细菌出现于书册之中。
我的记忆力是我最珍贵的天赋之一——我至今犹能熟记孩提时期之往事——在撰述本书之各章节时，当年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一一浮现，历历如在眼前，即使我所保存之当时的日记亦可不必参考。旧梦重温，给我带来多少欢乐时光；然而知我者皆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
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
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後起，很多中西友人要求我撰写我与毛氏之间的交往……已知和未知的。于是我开始以法文写了一段当年行乞的经过。这一段故事刚刚写完，友人林语堂先生要求我撰写毛泽东早年的生活，作为他所主编之杂志的主要篇章。原来的故事很不容易缩短，于是我乃重新加以规划，而另外写出二十四章，但在我尚未写完之前林先生的杂志却已经停刊了。因此我便保有两份原稿，一份为十七章的法文稿，另一份为二十五章的中文稿；我皆欲将之完成。其时内子阅读两份原稿之後大为感奋，而表示愿将两稿合译为一本完整的英文稿。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本书第一至第八章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毛泽东本人告诉著者的，其馀的部份则是我们故乡的亲邻以笑谈的方式传述的。我对他的弟弟毛泽覃知之甚稔。我听说他後来成为一位红军的军官，而远在毛泽东当权之前他就被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击毙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师范聚首起——那就是从第八章起——我希望能使当年的经过清楚地重现出来。而由于自己也是本书的一个角色之故，因而能够保证字字真实。我所详述者显然只是经过选择的一些片断，因为要把我们两个人在那重要的十年中一起生活和工作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述下来，乃是不可能的。
在这本记述中，从头至尾我都极其小心谨慎地保持当年谈话的真切情景。
发生于约莫四十年前之所有本书中记录的谈话，一定是被清楚地记忆着的。假定今天我们仍然讨论同样的问题时，所表陈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将会把我观点更有力更成熟地表达出来。
二十年来，我阅读过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诞生的文章和书藉。对那些夸大和荒诞的记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窃笑不已。中共的出版物怕是在党的命令之下选写的，而共产党处理这类事情的原则是宣传重于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书刊中，他们通常总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虽则我曾经和他们的领袖在一起工件，并且共同从事组织的活动。假定他们提到我时，一定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上“反动的”的字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的名字对他们没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书中我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共产党人的全名。因为我是在撰写历史，并非为任何目的而作宣传。
本书是对中国和我个人的一个悲惨的纪念品。内子孝隐以坚强的毅力在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前夕完成了英文的译稿。她对本书因其重要使命而将广被阅读一事具有完全的信心，然而不幸，她竟未能及见本书的出版。除了中文诗和散文之外，这是她唯一的一本英文书，她虽曾有撰写若干种英文著作的计划，但可叹的是她已不能付之实现了。本书之由叙大 （Syracuse Universitty）出版社出版固极为适当，这及为因为内子在学生时代曾经日日夜夜在叙大校园中消度过数年之故。当她因个人的画展而第二次到美国时，曾应邀在那个她所深深喜爱的城市之艺术博物馆中作过一次讲演。
本书之问世获得林语堂先生之协助良蠲而序文之赐尤见盛情。在此我要向退休的荣誉教授、哲学教授派波博士（Dr. Raymond F. Piper）和派波夫人（Mrs. Lila Piper）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派波博士曾为本书写了一篇优美的前言并制作了一简要的年表，而派波夫人为准**付印书稿化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两人是阅读本书英文稿头一对美国朋友，而对本书咸表示热切的期待。我对叙大出版部主任贝恩（Donald Bean）、该部执行编辑梅思洛边夫人（Mrs. Arpena Mesrobian）之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至为倾心。他们二人对本书的信心已表现于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之中。刊载于本书正文後面的注释系诺尔斯博士（Dr. Robert North）所作，我在这里谨向诺氏致诚挚的敬意。
我希望这本记述，对那些寻找关于中共初起之真实材料者有所参考。没有谈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的话或会在另一本书中记述出来。
（蒙特维多市一九五九年九月）
序言
林语堂
我能为本书的缘起略缀数语，至以为快。若干年前当著者夫妇寄居法国坎尼斯城时，我们尝作肌长而欢快的聚谈。萧氏夫妇皆是学者和画家，而萧先生对民国初年之人和事的记忆尤为惊人。他学生时代与毛泽东——当今大陆的独裁者——的交往，则是当时最动人的话题之一。
作者和毛泽东来自同一省份和地区，本书的内容自是全然可信。湖南向以出英雄与草寇着称。湖南人从不气馁。因此，这需要由一个湖南人来写另外一个湖南人。我发现著者的政治观点尽管和毛泽东极不相同，然而在这里他却已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公正的毛泽东生命塑造时期的传记。我相信本书兼具永久和时下阅读的双重价值。
第一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後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交，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菜，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惯，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徵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後，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此，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後，便和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经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都管他叫“毛王子”。不过，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後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学院”。後来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时为止。她的年纪远较开慧为大。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後，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住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的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後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杨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献议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我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
最後，我问他隐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诉杨先生，说你已经结过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我现在静静地想起这件事情。我遗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晓。杨先生已经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已经离开人世十八年了。开慧曾经给我一封长信，而我却不曾写回信给她。那次我回到长沙之後，我甚至没有去看她一趟，而仅托人送给她母亲一件小礼物。她必定认为我是一个毫无情意和毫无同情心的人。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有一天在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刻吗？它真富有诗意！”
我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
“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
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
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
第二章 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谈到中国共产的兴起，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他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毛泽东信奉共产主义，他有极重要的影响。
和森和我是同县同乡。他身材瘦长，两只门牙突出。他是意志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少有笑容，但对朋友却非常友善。
和森和我本来是第一师范的同学，比我低两班，但後来他转到岳麓山高级师范学校就读。他的母亲在我们湘乡县城主持一所学校，我们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还有一个女儿，芳名蔡畅，现在是中共全国妇女会的主席。
蔡畅在十几岁小姑娘年龄之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的意志十分坚强，有似乃兄，但她的身材矮小，在体魄上和她哥哥全无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和森，并且尊敬他的家庭。
和森为人缺少创发力和推动力，又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求助于人。因此他在高级师范毕业久後竟一直失业。他的母亲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异常果困窘，常常弄到无米下锅。
那时候我在“修业”和“楚怡”两所学校任职，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在“楚怡”的宿舍住宿。毛泽东知道我与和森的友谊，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道：“你听到关于和森的消息吗？”
我惊奇之馀，答说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了，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
“那麽，”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告诉我，他家里现已断炊，和森为此十分苦恼，认为自己住在家里是给母亲增加负担，因此提了满篮子的书离家，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去了。”爱晚亭是由四根圆柱所支撑的小尖亭盖，并无墙壁，是黄昏乘凉的地方。“他已别无所有，只好餐风宿露了。”
“你看到他没有？”我问道。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是老陈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我问道。
“我去看他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毛泽东耸耸肩膀，把责任交给了我。
毛泽东走後，我向学校请了假，渡过湘江，往岳麓山走去。走近爱晚亭之时，看见和森背依亭柱，坐在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对我的走近全无所觉。从他的神情看去，对整个世界似是寂然无存。
当我叫出他的名字时，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带着错愕的神色说道：“你怎麽有空老远过江来看我呀？”
“我请了一天假。”我回答说。
“那你一定是到岳麓学院去的了？”他问道。
“不是，我不到那里去。我特地看你来的。而且我还要丢看蔡大娘呢。”我答道。
“有什么新闻吗？自我上次进城後又有很长时间了，这里又没有报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我说：“你就住在亭子里吗？毫无疑问这里很好，很凉爽，但如果下起雨来，那也不好受的呀。”
“但现在不是雨季呀。”
“我特来邀你搬到我们的学校楚怡里去住。我在那里很感寂寞，我寝室外面有一间小房和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看书，课馀时我们可以一起谈天。”
“但那里不是你的家呀”他反对说：“你只是在学校住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一点麻烦也没。学校里有我们的宿舍，那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决不会有麻烦。你搬去之後，马上就会感到象是在家里一样。走，现在就跟我去，今天。”
“我必须先回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我明天和你一起去。”他说。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着他那破竹篮子书。当我们到达他家时，蔡大娘叫她女儿去弄些山树的枯枝，不一会工夫，“小妹”就面带笑容地端了一杯白开水给我。他们买不起茶叶，蔡大娘抱歉地说“没时间进城去买荼叶”，请接受一杯开水。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四元钞票，我解释说是 “给大娘一点礼物”。
“噢，谢谢你，”她说：“可是你不必这样客气！”她谨慎地把那个信封放在她的衣袋中。她猜测，毫无疑问这是金钱，但她却不知数目多少。当时四块钱是颇为可观的数目，至少可供她们母女二人两个月的食用。她很快走进房里，一会又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她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却知道，她已经打开信封看过了。
“蔡大娘，”我说：“我来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学校里去。他在这里很寂寞，我在学校下课之後，也感到寂寞；因此，我来把他接去和我同住。”
“噢，那太好了。”蔡大娘说：“他一直在家里很寂寞和苦恼，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到爱晚亭去住了！”
第二天和森带着他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在我宿舍外面的一间小房安顿了下来。房里有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凭窗阅读，光线甚佳。窗子外面有一株美丽的花树。
那天下午，毛泽东又来看我。当时我正要去上课；我们只谈了几句话，等到上完课学生离去之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提议和森应尽可能在这里多耽一些日子，後者听了之後也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同吃晚饭，然後毛泽东回第一师范，他那时还是学生 。
我必须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中饭，因此和森就只得单独在我房子里用饭。我先已安排了厨子为他准备饭食，但我听说他每天只吃一顿中饭。他每天下午外出，直到晚饭过後他才回来。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晚饭时，他答道：
“在下午的时候，我喜欢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有时候也回家去，我自然是在家里吃饭，饭後再回学校。”
这件事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他家距离很远，又必须渡过湘江。他怎样能够每天晚上都回家吃晚饭呢？至于在城里我实在想不到他能在什么地方吃晚饭。不，他一定每天只吃一顿饭。
不久之後，厨子开玩笑似的评论我朋友的胃口。“你的客人真是大吃家！”他惊奇地说：“我常常给他拿半桶饭，他的食量竟能够得上三四个人。”
听了厨子这番话之後，和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已毫无疑问了。我再问晚上他晚上究竟在哪里吃饭，但他不肯答覆；我也就不再说什麽了。他显然不愿意让我给他多付饭钱，尽量地为我节省。但他不肯解释他的动机。我对此感触良深，自不待说。便暗嘱厨子为他每餐增加肉食一盘，够他一天所需的营养。这件事显示出和森的禁欲主义以及他在友谊方面的完美。後来我和他提倡学生“半日工作”的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到了法国，他住在蒙太几中学学习法文。在那里他爱上了我们最好的女会员向警予小姐。因为当我也适在法国，和森便把有关他恋爱的种种完全告诉了我。他们二人曾就有关两者的爱情写过一部题名“向上同盟”的小册子。他们徵询我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已经同居，有如结了婚的夫妇，虽则他们已违了婚姻的原则，于是我答覆道：“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贺你们两位，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的书的名称，只不过改换一个字而已。”
过去和森已坦白表示过对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早在苏俄革命之前，这已是他们人的公开意见，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怎样才能把它实现。因此在俄国建立了共党政府之後，他全心全意毫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理论，自是合于逻辑的结果。我曾经劝过他，接受共产主义之前应先对他的理论加以研究和分析，但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十分显明。法国的《人道报》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森的法文水准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字典来阅读那张报纸。由于他不能完全看得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很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并不承认，甚至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意念，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的信念动摇。不过当我们在一起讨论时，彼此之间的态度总是愉快而亲切。我们彼此之间的竟见虽然相去甚远，然而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因此，直至和森去世为止，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然十分坚牢和亲切。
和森在法国生活于中国留学生群中，因此，他便从共产党同志当中挑选了一些人，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受他影响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人。透过书信的方式，毛泽东亦受影响。
一九二一年，和森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到上海，成了那里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
一九二五年，当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任教时，先後接到他两封长信。他的爱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设法营救。我虽然尽了一切力量，但最後她还是被抢毙。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虽然抱持着不同的政见和哲学，但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几年之後，和森也遭到和他爱人同样的命运。和森虽然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直到最後，他仍是我的亲密而敬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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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11-15 12:50:05 | 只看该作者
第三章 杨度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他们二人并不相识，但我和他们都熟稔。在思想本质方面二人在基本上很不相似，但大异中有小同，谈到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杨度其人必须一提。
杨度比毛泽东差不多年长二十岁。他属于前一辈的人物，但在後来的时间中，他的政治野心确曾给他的相潭同乡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都不以对方的想法为然，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记得我在私塾读书时，便曾听人说：“杨度是具有非常天份的人”。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杨度当时已考中腐朽的科举制度中的榜眼，声望甚高，为全国到处所盛称。
民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後，国内政治局面并不稳定，杨度认为，除非教育能够普及发展，否则有效能的民主共和政府不可能建立。他相信，要使大众能够治理自己，必须让他们先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在青黄不接之际，民国应该改为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如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一样。
一九一三年，他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先纠集五个举国知名之士，在北平组织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团体，出面劝请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而登极为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自是正中下怀，这计划当时确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于是民国建立仅只四年，中国又返回帝制的老路。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而杨度则入阁拜相，一品当朝。
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不赞成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给以军人为核心的全国性起义所推翻。于是共和再次出现，袁世凯则在气急败坏之下，一命呜呼。
杨度的政治活动表面上虽已失败，然而他的野心却依然如故。当时我和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我们带着极大兴趣逐日从报纸上注视事件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讨论业已发生的及正在发展中的事情，也极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的基本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而我对他的政治计谋感到不耐烦和漠视。我认为杨度是十分卑鄙的人物，在人格上毫无可以自傲，亦无尊严和完美可言。至于对袁世凯，由于过去他在许多事情上所表现，我感到他实在不配膺皇帝之名。
袁世凯猝然去世後，国中许多人士颇有飨以挽联者。对杨度来说，他虽是榜眼出身，但追挽袁世凯这件事亦颇为辣手。他既做过袁世凯的朝廷大官，人们便感到他是最能够写出合适的挽联的人，当时人人都等着看他的作品。杨氏挽袁世凯的挽联上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则是：“明公负君宪，君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短短三十六字，已极尽其舞文弄墨的能事了。
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总长。杨在接任之後，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当时我是革命分子，经常生活于随时可能被张作霖特务逮捕的恐惧之下。因此，为了在必要时能获得保护起见，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和杨度曾经作过数次关于共产主义的长谈。张作霖当时企图对共产主义赶尽教绝；事实上，任何稍被怀疑从事此种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一旦落到他的手上，会被立时枪决。当时北平的共产党领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我的好友之一的李大钊。李氏後来为张作霖所逮捕，被处绞刑。在那段时期中，有很多无辜的人被杀害；他们不过被认为有同情急进份子和共产党的嫌疑而已。毛泽东当匿居，我全无他的消息。
有一天杨度和我谈话时，警告我，说我现在处于危险的情况。我们那次的谈话如下：“子升，”他说“你最好当心点。人们说你有共产的倾向，在某些场合，有人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奇怪了，”我答道：“他们为什么会怀疑我呢？”
“因为你的谈话总有急进的倾向，在大学里，据说你常常称赞共产党的学生。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是毛泽东的好友，又常听到你说他为人有他的长处。你好像不断地为他捧场似的。”杨度警告我说。
“不错，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可是，老弟，你怎会有这样的好朋友呢？我听说他没有一点人情味！”
“我们是同学，”我解释道：“他似乎很愿意跟我接近。我们经常都喜欢讨论，时间一久，自然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显示出他可能成为硬心肠的人，然而他们却不能说他全无情感和人情味。”
“好罢，”杨度继续说：“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在前额生得很低，他的相貌也十分丑陋。”
“那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一点也不难看。事实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们说他要杀死他的父亲。”杨度转述道。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相处并不好，那也是事实。”我表示同意：“但他绝无理由要杀死他父亲。”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坏，是否如此呢？”
“整个说来，他的功课不算好，但在国文和文学方面倒很出色，而在历史方面亦不错。”
“他能写文章吗？他的字写得怎麽样？”
“在学校里，作文永远是他最好的功课，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坏。他似乎不能掌握书法的艺术。他的字总是写得很大，很不整齐。”
“他在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吗？”杨度进一步询问道。
“这倒不见得有。他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着作，对书本亦从不肯用心研究。但是他长于讨论问题，并且能写空洞无物的长文章，这是很多学究的习尚。”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说到毛泽东的好话。”杨度解释道：“但是这种话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否则异常危险，更会增加别人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嫌疑。”
“谢谢你的忠告，”我恳切地说：“我知道我不便随便对任何人说话，但假定我不能不说时，我也不能说谎！”
“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他接着问：“告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什么是才分？”我问：“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麽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麽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因此，任何人皆不能自称是什么天才。你在（悼袁世凯的）一首诗中对这个意思表现得十分清楚：‘成功是王候，失败仍常人。’从古代起，人们便有一个看法：英雄总是喜欢干扰别人的事情。英雄乃是世间的疯人。他永远是祸乱之根。假定没有疯子和精明的人物，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先不谈哲学方面的问题，”杨度打断了我的话：“你以为共产主义可以付诸实现吗？”
“这决定于政府运行的方法，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释道：“假定对原来的政府，人民感到不安和不满足，那麽，共产主义就会很快扩展。记得当年六国如何被秦征服的情形吗？就那一段史实来说，与其说是秦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六国失败更为恰当。同样的事情可能重演。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成功，那一定是由于它的对手犯了当年六国同样的错误。”
後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我们作上述谈话时，共产党人绝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统治整个中国的可能。
【海生注】据夏衍的文章公开证实：此杨度後来竟然成了地下共产党党员。而杨的女婿“郭有守”在抗战时曾在四川官拜教育厅长，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在巴黎替北京做了不少工作。
第四章 妙高峰上竟夕谈
第一师范学生的日常课业非常刻板，学生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非常严格：进教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须随着号角的响声依时而行。
当号角响声一起，在十个训导人员的指挥之下，一千多学生就像鸭群一般迅速地集合起来，我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强制纪律是不要的，对之异常反感，便常常不依号角行动。有一个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後还是校长让步，由于我们都是好学生，行为纪录甚佳，因而对我们的过错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当时所以完全不理号角的声音，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谈论中断。我们认为这种谈论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我在前面曾提到，每日晚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沿着江边一边散步，一边不断的讨论。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到大阅览室或自修室用功去了，我和毛泽东便常常走出去，到妙高峰的草地上坐下来，妙高峰是约莫两三百的小山岗，坐落在我们学校的後面，只消几分钟工夫，便可以从体育场走到那里，从这座山岗的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岳麓山的山峰。我们常常夜里登上峰顶，坐在星月之下，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一次的谈话，我现在仍是记忆犹新。那次吃过晚饭之後，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到妙高峰顶。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我们找了一块舒服的草地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谈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後学校的号角响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後来号角再响，“现在他们要到寝室去了。”半个小时之後，传来了最後的一次号：“现在他们要熄灯了。”但是我们仍然坐在那里倾谈。倏忽之间，整座学校已被卷入黑暗之中，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我们的潜离给察觉了。然而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谈论，熄灯後仍留在校外会有什么後果，根本想都没有想到。
当时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的种种事情，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那天晚上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凯怎样会对中国的将来有任何影响！”我大声说“他只是一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
“但除了袁世凯，又有谁能肩负得起中国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泽东说：“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却没有半点军事力量。”
“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
“当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泽东附和着说。
“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个人都必要磨砺他自己。”我说。
“那要把很多人结集起来，规画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两就能够做任何事！”
“不，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的人。我们两个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
“第一步，我们先考虑我们的同学。他们大约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说：“只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
“谁最精干，我们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们的理想却并不简单。”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後我们挑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然後，我们再分别和每一位作个别谈话。”我提议说：“譬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知道，他和我们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陈昌和陈绍修等三人，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批会员。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设法挑选。”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是的，现在我心目中确有一两个人，可以设法和他们谈谈。”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学校千名左右的学生中，开始时我们只可选择十个人。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值得挑选，但这种选才工作必须异常谨慎。万一在千人之中十个人都找不到，那当然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把这十个人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社团，等第一批人组织起来之後，我们再着手吸收更多的会员。”
毛泽东提议道：“团体一定要有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规章！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
“这个团体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民学会。”
漫漫长夜，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团体应有三个宗旨，”我提议说：“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
“我认为你应该起一个详细的草稿，然後我们再重新详加研究。”毛泽东说。
于是我们周详地讨论应该如何为团体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後我们决定，本校既无更多可以选择的合适对象，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法。
最後，我们决定把宗旨摘要写出来，阐明我们的救国之道以及建立团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一定要写得清楚简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会社，请他们加以考量。凡同意我们的原则及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由我们先去拜访，讨论商谈後，再决定入会与否。
毛泽东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付印後分寄到长沙各中学。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
“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深怕会贻人笑柄，因此我们考虑到，在那封信上签署我们的真名字，并非是聪明的辨法，于是我们使用了代名，毛泽东的代名是 “二十八笔”。因“毛泽东”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二十八笔”一词，後来不止广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之 “共”，也像二十八的样子。
毛泽东起草这封信的初稿时，我则着手草拟新民学会的章则。分别完成之後，我们又交换审阅，作了若干修正和建议，此时，天已破晓，忽然之间，响亮的号角自山脚下升起，已经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号声，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工作计划，花了一个整整的通宵。
第五章 新民学会：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和我在一九一四年发起的。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所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
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等，绝未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亦不隶属于任何政党。不过，後来毛泽东和学会一些别的会员却发展了攻治野心，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现在北平的很多高层领袖，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富于理想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广泛兴趣之时，新民学会便已有这种运动的核心人物，因此，新民学会可以称得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这个称谓我认为最为恰当；虽则若干年後，另外有些不同的语词出现，然而新民学会仍然是主要的核心。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春天我草拟好新民学会会规，该规章仅有七款，都非常简明。毛泽东看过之後，未加任何评论。于是我们又把打算提名为发起人的会员，对他们的品格重新审核了一番。我们都同意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一共是九个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发起人，总共是十一人；然而在青年人的一股冲动下，我们却自命是十一个“圣人”，以实现时代使命自况！同时，也认为我们彼此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大家都能互相尊重。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十一个人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堂中聚会，在庄严的气氛下举行了第一之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发给每一个人，并请与会者提出建议、问题和评论。但没有任何新的意见提出。每人交了极少数目的会费，我被撰为头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之职；于是会议宣告结束。如此这般，便是新民学会的创生了。虽然没有人发表演说，然而一种更密切的关联却在我们十一人之间建立了起来，我们为了从事运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和热情，获得了新的力量。都感到从现在起，我们的双肩上增加了一种新的责任。
在会议席上，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于我们的宗旨以及会员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切合实际的作风，而不应空谈高论。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只有一个是习于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他以发表冗长的演说着称。我们这位陈同学是浏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和我相遇，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不过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举行时，甚至陈昌都没有发表演说。他後来成为中共早期的组织者之一，在一九二八年为国民政府所枪杀。
新民学会成立後，大约每月开会一次，我们的集会虽然不是秘密举行，但也尽可能减少别人注意。原因是，我们选择会员有严格的限制，那些没有被邀参加的人，很难避免他们不妒嫉或觉得受漠视。在那段时期中，我们必须处理的大问题，是怎样吸收我们心目中认为够标准的新会员。一个新的名字提出後，须全体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如有一人投票反对，那个提议中的准会员即拒于门外了。因此，人们要取得新民学会的会籍，须得全体会员百分之百的支持。
杨怀中先生已经知道新民学会的成立，也知道我们选择会员极为严格，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从熊光祖和陈昌两个人那里听说，长沙有陶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等三个女学生，似乎完全合于我们的规定，而且她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後来在一次会议中，我把她们三人的芳名提出来，获得全体无异议通过。
陶斯咏、湘潭乡人，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新民学会，约在六年之後，和毛泽东在长沙合开了一间书店，取名“文化书局”。他们当时深深地相爱，但由于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後来她终于离开了毛泽东，另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书院”。她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头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会员。
向警予是另一个动人而聪慧的故娘。她的文笔优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她天生一幅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貌之极。她对朋友温暖亲，有如兄弟姊妹。在“劝工俭学”计划的资助下，她于一九一九年去了法国，在那里与蔡和森坠入爱河。她是新民学会第一个接受共产主义的女会员。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她是在汉口法租界被逮捕，当时我曾请求法租界当局拯救她的性命，但结果她终于被国民党的军队所枪毙。她虽然成为共产党员，但我对她的尊重毫不稍减；她那悲刻性的结局，曾使我深受感动。
第三位姑娘任培道，湘阴县人，是一位极不寻常的优秀人物。这三位小姐宛若姊妹。和陶小姐一样，任小姐也及时拒绝了共产主义，长沙高级师范毕业之後，她去了美国，在一家美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之後，她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教员和校长。现在她除了是台北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之外，并且在那里担任教授职位。
这三位小组成为新民学会会员之後，我曾提议也应该邀请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入会。但其她人，包括她的哥哥在内，都不同意，认为她太年轻，才十五六岁，刚进中学。几年之後，她去了法国，终于在那里成为新民学会会员。她是中共妇女组织的领袖之一。我们对她那种坚定的性格以及为人信诚，都很赞赏。由于我们尊重和爱戴她的母亲和哥哥，因此我们便都管她叫“小妹”。事实上，我们亦确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看待。
在我最早的照片集中，虽然失落了一千多张，但至今尚保存一部分，其中竟还有向警予和蔡畅在内，是在当时全体合摄的。
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经超过百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之间，我和蔡和森在法国吸收了约三十人左右，但毛泽东在长沙所吸收者竟达百人之多。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建立坚强的组织，对新会员的道德行为和思想方面，却不甚注意；而会员的道德和理想正是运动初期我所坚持的。他当时的做法非常公开，也很积极，凡是和他有相似想法者，他都来者不拒。他没有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耐性，但却着手出版一种报纸形式的学会通讯。我有很多信都被选登在上面发表，包括我反对以俄罗斯共产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手段那一封在内。直到那时为止，新民学会仍是一个联合体，所有会员都有充分自由表示其政治见解。
一九二○年，分裂的现象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这暗中进行中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希望我也能参加。当时毛泽东蛮有信心，认为我绝不会出卖他们，虽则我对他们并不表赞同。
新组织里面的人都把我当作老大哥。由于他们都很认真地谛听我所讲的话，因此，毛泽东当时颇为恐慌，深怕我动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毕竟未敢因此而向我公开抗议。当我不在那里时候，他确曾告诉他们，说我虽然是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是他的好友之一，但有布尔乔亚思想，我不是普罗阶级分子；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不步接受共产主义云云。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深饶趣味而且颇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显示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被我们称为“何胡子”何叔衡，比毛泽东和我约大十岁。他和我们虽然都是朋友，和我的交情似乎还较近一些，由于我们同在楚怡学校教过两年书。那天他告诉我说：“润之曾经在会员前面秘密批评你，说你是布尔乔亚，你不赞成共产主义。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让他们对你有信心，只跟随他个人走。”
後来我把何胡子的话告诉毛泽东，他听了之後，立刻承认。我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是布尔乔亚呢？假定我说过不赞成共产主义，那麽，你知道，我所不赞成的不过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而已。如你所知，我很喜欢共产主义的原则，我并且相信，社会主义亦应渐渐转化为共产主义”毛泽东一时闭口无言，何胡子却高声大笑起来，“萧胡子，”他嚷道“当你不在这里之时，润之叫我走一条路，当润之不在这里之时，你又劝我走另一条路；当你们两个都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好；现在你们两个都在一起，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条路好！”何胡子的话引起了一阵大笑，但他所说的亦是事实。何胡子虽然是以诙谐的口吻，说明他自己的情形，但实际上他确是不自觉地做了所有会员的代言人。因为当时的新民学会，显然有一 部分人陷于歧途彷徨之中。不过何胡子是唯一坦白而诚恳地公开说破两位领袖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终于造成以後的分裂。
第六章 学校放暑假了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布告，这振示各班的功课业已考试完毕，我们将获得两个半月的假期，全体学生可望在三日之内离开学校了。
每个人都动手收拾行，笑容满面地准备回家度假。书籍都自教室中搬了出来，装在箱子里；巨大的行李房中，这类箱子数以千计。在这两天之中，学生的情绪异常兴奋，不断地进进出出，把那间大行李房弄到有如海关的大办公处一样。人人有说有笑，喧闹异常。功课考完之後，每个人都生活于放假的气氛之中。“你写信给你的太太了吗？她知道你就要回家吗？”“你的未婚妻会来看你吗？”诸如此类的话，终日可以听得到。
最後，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教室。我的书籍、笔、墨、文具等等，仍然摆在桌子上，我的书籍还是塞得满满的。毛泽东进来找我，他看到我还未动手收拾，便坐了下来，问道：“旭东，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决定暂不回去！”我答道。“你真的打算留在学校吗？你上个月和我谈到，我还以为你是说笑呢。”
“不是的，”我说：“我决定先在这里停留一两个月，然後再回家去住上一二十天。今後的两个月，学校一定很安静，我可以在这里做很多功课。”
“你这两个月里的计划如何？打算做些什么功课？”
“我打算把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文和地理等课目，自己先做一番研究 ，此外，我还打算读点哲学的东西。”
“我知道了，那麽，校长准你留在学校里吗？”
“准的，我昨天曾经去看他，告诉他我的打算。他表示这本来是违背校规的，但由于我要认真读书，因此他也同意了。他告诉我，在暑假期间，门房和四个校工会留在学校；因此，我不会感到寂寞。他说他会告诉校工和我住得近一些，以便对我加以照顾。厨子也要有一两个留在学校，我的膳食也有人料理。但是我必须自付膳费，学校不能负责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来很不错呀。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留下来，你以为如何？”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自然很高兴，当即说道：“快去见校长。假定你喜欢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这样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一个好友作伴，和我一起住在这里，那是再好没有。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
“但是请你告诉我，”毛泽东有点犹豫：“你要给厨子多少伙食费？”
“两块半钱一月。每餐一菜一汤。”
“两块半钱！那就是说，两月需要五块钱！”毛泽东吃惊地说：“这太多了！”
“不，不多。我认为很便宜！但是，你不必担心花费的问题。假定你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走，现在我们快去见校长。”
我们一起去见校长，他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异议地接受。其他的学生听说我们要留在学校，其中两个也要一起留下来。又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去见校长。校长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在那年暑假中，我们四个人继续留在学校。
我对那两个同学虽然很熟悉，但他们和毛泽东只不过泛泛之交而已。我和毛泽东都认为他们非常平凡，没有被挑选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资格。
夏天天气非炎热，因此下午根本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早上看书，中饭之後，则作闲谈，但有时热到连闲谈也感到吃不消。温度之，我们即使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也会汗流夹背。
我们几个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我从英文、代数开始，而毛泽东对这些则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数学的兴趣。他花费大部分的时间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其馀的时间，我常以写字来排遣，但毛泽东的字却写得非常恶劣，他从来不设法把他的字写得好一点。
毛泽东留在学校的原因和我不同。他在家里全无温暖可言，假定他这个时期回家去的话，他必须在田间帮助他的父亲收割庄稼。田里的工作，对他来说，比最初他离家时更觉乏味。但在这里他仅有一双鞋子，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两只鞋的底子都已经磨穿；因此，为了弄一双新鞋，他至少须在稍後的时间回家一次。
那个时候，学校所有学生几乎都穿着家里做的鞋子，穿着鞋铺做的鞋子的绝无仅有。穿鞋铺做的鞋子乃显示不必要的浪费，目的不外是向人夸耀而已。因此，凡穿着这样的鞋子，其人总是被人瞧不起。那另外两个留校学生，有一个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铺做的鞋子。对我来说，这种鞋子反不如毛泽东所穿的那双破鞋有价值。那位伙伴发觉我们对他鞋子的观感，即不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反而获得了实正的荣耀。
我们只有几个人，就更显出彼此性格的不同。我觉得保持我的书桌、书籍和房间尽可能的整洁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我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没有人天天要来检查，我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书桌却永远是乱七八糟。这在我们的书室里也并无两样。我的书室永远是整洁，而有次序，毛泽东的书室则是一塌糊涂，他从未想到要来一次洒扫。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向他说：“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间，怎样能够治理天下呢？”
毛泽东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就没有时间来治理房间了！”
暑假期间，学校没有热水供应，因此，每个人必须到厨房去烧自己所用的热水。我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样的大热天，毛泽东却经常数日不洗澡。他抱怨我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烦！”他说。我常用下面的话来反驳：“润之，你的汗臭太难闻了！”那是真的。但他置若罔闻，而且完全不以为意。我对他的劝告丝毫不能改变他那邋遢的习性。起初我们四个围坐一桌子吃饭，可是过了不久，那两个学生却移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当时毛泽东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然作这样的决定！
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不清洁洋洋自得，并且对我喜欢爱整洁的习惯大加反对。我在饭後，总是刷牙一次，他却讥笑说：“吃过饭之後，就必须刷牙麽？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习惯！你是个十足的绅士，是吗？”于是他送我一个“富人子弟”的绰号。後来他又叫我“布尔乔亚”，但在那时他还不认识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清洁及表示布尔乔亚的习性。但是我却看不出来，属于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妨碍别人的自由意志，或强迫别人过不清洁的生活。
在学校里，我们必须自己洗衣服。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因为这可使我们的读书生活得到调剂；但毛泽东对这种工作非常厌恶。我们彼此之间的性格、背景和生活习惯虽然这样的不同，我们也常常毫不犹豫地互相批评，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有真正的吵过。事实上我们彼此双方都很欣赏，并且觉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批评一阵之後，我们总是以大笑来作结束。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因为可以藉此得到松弛和调剂。
这些小意见上和习惯的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严肃的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有一段长谈，通常都是没有特定话题，而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谈论中心。特别是讨论我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新闻。
我们对德国谈论得很多，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德国日本怀有特别的敬意，虽则我们已经体验到日本也摹仿德国。毛泽东当然崇拜俾斯麦和威廉第二，但是我对这两个人所表现的性格却绝无好感。关于这两个人我们曾发生若干次的激辩，这种辩论最後总是又把我们引到中国的教育制度问题上去。
第一师范，认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面几个大字：“德、智、群、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谓群育，往往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最值得赞赏。我却不表赞同。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我却认为平凡得很。其中只有美育一点比较新颖。当时蔡元培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名‘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说：“群育比什么都重要，假定国家弱的话，讲美学又有什么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们的敌人！与美学教育又有何关系呢？”
“在古代的诗、经典和音乐中，德性的完美是最着重的。那也就是同样意思。”
“假定民族衰弱的话，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毛泽东反诘道：“最要紧的事是强盛起来。一个人要能够以力量征服别人，能征服别人即表示这个人有德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期，我们又哪里知道这种不同的深度呢。
第七章 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当时长沙还有一间叫明德的中学，但以修业和楚怡两间声誉最好。一九一五年，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前两个月，便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在那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我便转到楚怡去了。
我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开始在楚怡任教的，连续在那里教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一年第一师范的毕业生中，我是唯一受聘到这些中学任教的，在同学的心目中，这是很高的荣誉。毛泽东对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几次我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对学问和灵智怀有很高的敬意，虽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在我任教时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自修之道、中国的改革、以及课本和最近的新闻。
毛泽东对教员生活颇为好奇。我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後不，有一天他问我道：“你教多少学生？”我说我任级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个学生。
“你要照顾五十八个学生，又怎样还有时候教书呢？”这是他要知道的。
“每个级主任都必须同时教课，”我解释道“我现在所教的几门主要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
“你每个礼拜教多少钟点？”我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些事情。
“每个礼拜我教十二小时，另外还得批改国文卷子。我的学生每周作文两次。还要备课呢。”
“这就是说，除了教课之外，你每个礼拜还要批改一百十六本作文卷子？”他问道。
“是的，改过卷子之後，我还须向每个学生分别解释所批改的要点。”
“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每礼拜做两篇作文呢？”这他也想知道。
“因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练习。”
“你太理累了！”毛泽东说。
“教员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我在其中也找到乐趣。这当中也有刺激和挑战。并且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里我们就像在大家庭中一样。你看着学成长和进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向他解释。
“我认为教育制度应该改革。教员工作太辛苦了！”毛泽东坚持着说。
“教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耐心地说下去：“经费有限，不能聘请更多的教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都必须教好几门课。我对工作很感兴趣。”
就在同一天，约莫是在夜半，毛泽东刚刚离去後不久，学生宿舍忽然起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教员宿舍，造成惨重的损失。我的箱子和被盖都烧毁了，幸喜书籍被抢救了出来。
第二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下午就来看我。
“这次大火你的损失很重吗？”他很关切地问道：“不过，我想学校会赔偿教员的全部损失的。”
“不，学校不会赔偿教员任何损失。”我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损失了什么。“不但如此，”我继续说：“今天早上，校长召集全体教员，要求我们捐出若干薪金，以补偿学生的损失。你知道，有些学生是很穷的。”
“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一定要起来抗议！”毛泽东情绪激动，嚷着说。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我说：“这学期现在刚刚开始，我还要接着教五个月的书，然後再决定是否继续在这里教下去。”
这桩不幸的事件过後不，毛泽东又来看我，他问道：“你觉得做教员很有趣吗？”
“是的，”我说：“我感到很有趣。只要你一旦习惯了，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告诉你日前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的，你说，那是怎麽一件事呀？”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班里有几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生，他们很明显的对我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喜欢有一位比他们年轻的教员。每次上课之前，他们在黑板上写些刺激我的话，但我总是假装没有看到，这种事经常发生。”
“是的，”毛泽东同意道：“最好是装没看见，不要理会这些事情。”
“我从来没有处罚过他们。”
“但是，他们写过每辱性的话吗？”毛泽东急于知道。
“那倒没有。有时候他们从书本找些极艰深的字句要我解释。我头一次上课时，他们看我这样年轻，极感惊讶。教务主任向他们介绍时，告诉那些学生说：‘你们不要因为萧先生年纪轻，而有错误的印象，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但在国文修养方面，仍得认萧先生为老师。’这些恭维的话，使班上大多数学生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课堂上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但那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想尽办法给我找难题。几天之前，他们的机会来了。”
“教务主任这样来介绍你，确是很好。”毛泽东加了一句评语：“请你继续说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位学生死了，同学要举行追悼会。他们虽然知道我会写文章，但是撰写挽联之类，那些主事的学生们认为我根本不懂，因为这经常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做，他们都善于运用古典文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出我的丑了。”
“你既然是他们的国文教员，假定他们请你做的话，你自然不能拒绝。好在你对撰写这类东西确有过人的才能，不会被难倒的。”毛泽东回答说。
“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们怎样来进行这件事情。仅在前天上午十一点钟，当我上完课，在教员休息室休憩的时候，四个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就进来看我。他们先向一鞠躬，然後其中一个开口说道：‘老师，我们的任同学死了，我们要开追悼会。希望送一对挽联，但是我们都不会做，请老师替我们写一副好吗？’
“我当然感到很惊奇，但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请求，我也感到很高兴，但我一直没有听说他们打算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很好，’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呀？’他们好像预先演习过一样，异口同声回答道：‘追悼会在今天下午四时举行。’当时我立刻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陷阱，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用尽心思，故意要整我。撰写挽联的事，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前告诉我，但他们却要拖到最後一刻，让我到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好大大地丢一次丑。不过，我如责备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我不想闹出什么笑话，那麽，我只有利用这仅有的时间，作出一副真正好的挽联。我问他们‘你们和任同学是什么关系？’
“他们回答说，他们和任君只是同学，但任君却来自同县同乡。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利用这一刻的时间把挽联做出来，他们可以先行离开。但他们还有话说。‘老师，’他们请求道：‘还得请你用你的书法替我们写出来，不要晚过下午两点钟。因为在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在大礼堂把一切都布置好。’我尽量抑制自己，对他们不要表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告诉他们说我当及时完成。
“他们离去之後，我在教员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我从窗口注视鹅毛般的雪飘，厚重得似乎要把学校压塌似的，一种凄清的气氛笼罩了大地的一切。这种情景，骤然之间使我想到了第一句：‘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
“上联非常精彩，”毛泽东说道：“但下联总比上联更难做。”
“是的，写出上联之後，我的脑子又空白了，一时我真不知道下联怎样开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开始感到愁闷和烦恼了。时间太短促了。中饭过後，下午一点钟时，我还要上课；因此我只剩下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而我必须真正的好挽联，在这有限的时间想出下联来。当时我正要进厕所。我常常会在那里得灵感，这次厕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果然得到了灵感，写出了下联：‘长其才而短其命，苍昊不仁握死生。’我对下联感到非常满意。”我说。
“你应该感到满意，的确太精彩了！”毛泽东惊叹道：“後来你学生怎样说呢？”
“恰恰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四个学生又一起来，後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们尽量装作挽联已及时完成而他们并不感到惊奇的样子。其中一个说：‘请老师快替我们写罢！’我问他们墨和挽联布是否已经备妥。‘墨已经磨好了，’他答：‘但是布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每联字数有多少。’
“‘每联十四个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赶快一点，把布上的线打好，快，快！’于是他们急忙把白布弄好，我随即提笔写了出来。他们向我道谢之後，便赶往大礼堂悬挂。”
毛泽东问我，在那天的追悼会上，是否还有其他真正好的对联。于是我再告诉他故事的下半部。
“到了下午三点钟，各班都停了课，使追悼会能在四点钟举行。约莫在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了大礼堂。那是很大的房子，四壁悬挂着约莫两百副挽联。人人都在那里审阅，并且加上评论。王大胡子也在那里。我们所以送给他这个绰号，由于他长了又长又粗的黑胡子之故。在科举考试时，他曾得过很高名衔。他是学校的首席国文教员。当然，他被认为是全校文学方面的最高权威。进入礼堂後，我远远地看到他正阅读我写的那副挽联，他身後还围着一大群学生。他向那些学生加以解释，接着他高声朗诵了起来，在韵律的衬托之下，有如唱歌。他朗诵完毕之後，转身对那些学生说：‘好，太好了。谁做的？’这时有一个学生看到了我，于是王先生领着一群学生向着我走过来。他感情激动地对我说：‘太出色了！太出色了！‘无疑问是所有挽联中最出色的一副。值得赞赏。’”
“学生们脸上所表现的惊异之色最是有趣。接着校长走过来向我作亲切的道贺。四点钟之时，追悼会开始了，由校长主祭。追悼的仪式过後，他开始演说：在演说中，他再次称赞我的挽联。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不住的看我。那情形好像集会并非为了追悼死者，而是给我一个荣誉似的。追掉会结束後，王先生握着我的手首先走了出去，校长亦跟着出来。当时我感到宛如获得一个伟大的文学学位一般。”
“你可以想像得到，後来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不再找我的麻烦。”
我说：“他们对我都很尊敬，无论是在学校内外，他们遇见我都鞠躬为礼。在教室他们也很安静，情形有如在教堂一样！”
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之後，说道：“我能够了解，让学生相信教员一切所说的，一定是十分困难。但对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异常重要的。”
时间如飞过去，很快就到了学期的尽头。有一天毛泽东的表叔王先生问我在修业学校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说，我对工作虽然感到愉快，但很疲劳，现在还没有决定下学期是否继续在那里教下去。他对我说，楚怡需要一位好国文教员，他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那里去任教。这问题让我考虑了好一段时间，鉴于楚怡是出色的学校，我终于决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请。
第八章 叫化生活
一九一六年正月起，我开始在楚怡中学任教。翌年，近三个月长的暑假即将来临之时，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种变化了。及决定以叫化生活来消度漫长的暑天。
我深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为我一直没有过过那种浪荡的生活，而自少养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可以藉此克服。在中国以至整个东方，大体上说来，从很古的时代起，一直认为乞讨也是一种行业，不似西方那样视之为一种贫困的标记。身无分文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是很够刺激的。
当时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去找我聊天。
有一天他说：“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课什么时候结束呀？”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考试，再过一个礼拜，暑假就要开始了。”我回他说。
“我们离放暑假还有两个礼拜。”毛泽东接着说。
“你是否打算像去年一样，在暑假期间仍旧留在学校呢？”我问道。
“今年暑假要怎样过，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毛泽东回答道：“你有什麽计划呢？”
“今年暑期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告诉他道：“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做乞丐？你说做乞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你为什麽要去做乞丐呢？”他连珠炮似地问道。
“是的，我要做一个叫化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吃和住的问题，我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我希望过一段最有趣味的假期，去看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释道。
“我仍然不明白，”毛泽东继续说：“假定你找不到任何人去向他求乞，或者人们根本就不理你，你又怎样活下去呢？你当然不愿挨饥抵饿罢。”
“那正是最有趣的一点，”我说：“我要测探人们对我的反应。你认为叫化真会饿死吗？”
“不，当然不会。乞丐倒像是很少挨饿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生活最幸福、最自由的人呢！‘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你记得这句话吗？现在请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为什么，那是因为做官的人身有重任，而叫化则一身轻松。”
“是的，不仅如此。”我解释说：“做官要受种种约束，而叫化则完全自由。我过过那种自由自在的叫化生活，你知道那种生活的滋味如何？”
“不知道，然而我也能像你一样想像得出来。”
“但是，我可不是想像呀。我真正过过叫化生活。”我说。
“你是说你真的做过叫化吗？”
“当然了。你还不知道那件事，我一从没有告诉你我生活中的那段插曲麽？”
“请你讲讲，那个故事。”毛泽东道：“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不同的情形下我做过两次乞丐。在那以前，我曾经想过叫化的自由和幸福，便决定在生活上作了一之实际尝试。我头一次的叫化生活只有一天，但第二之就有三天久久。
“在头一次的叫化生活中，我一早出发，走到乡下，感到饥饿的时候，我就开始乞讨了。头一家人家给我的饭不够吃，于是我又转到第二家。第二家的饭不清洁，于是我又跑到第三家，这一家让我尽饱而罢。吃过之後，我开始往回走，到天黑之时，我又饿了，于是我又讨了一些米饭。我终于在月亮出来之时回到家中。”
“但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真的以为你是叫化吗？”毛泽东问道。
“注意他们的反应确是很有趣的。有些人很冷淡，对我全不理睬。另外有些人问我识不识字。很明显的，他们以为我是‘送字先生’（送字先生是一些穷书生，以廉价字画去换衣食的人）。不过，我只简单地说我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东西吃因而挨饿。有些人极表同情，当我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和我聊天。有一家给我一满碗饭，此外还给我一个煎蛋和一些青菜。那家长是一位老太太，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读书。她三番四次地问我，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而至乞食的田地。我和那老太太作了一之非常有趣的谈话，因而使我对社会心理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那的确很有趣呀。可惜你只过了一天这样的生活。”毛泽东说。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後来又走出去三天的缘故。这一次比头一次还要困难，原因是我必须找地方睡觉。”
“那麽，你怎麽样去求得过夜的地方呢？”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不能够呢？让我告诉你罢。那是夏天，夜间并不很冷，并且还有月亮。那是非常奇幻的经验。我缓缓地走过荒林，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在一种灵虚的境界中，没有阻碍，没有烦恼，而完全自由自在。日常生活中的繁嚣都远远离开了并且忘掉了，只有蓝色的天空、星河和明月与我为伴。以往我从来不曾经验过这样宁静和孤离的感觉，因此，我决定通宵达旦地漫游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时，我倒在一块河岸的草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一直睡到日中。就又再起来乞讨。第二天晚上的夜色特别阴暗，没有月亮。不一会我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当我在山脚下行走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巨石，耸立在高处，远处漆黑一片，比当时的天色黑。那漆黑的影子和怪异的形状使我开始恐惧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就不似头一天夜里那样愉快了。”
“可是，你不怕山里的老虎和其他野兽吗？”毛泽东问道。
“我当时一感到恐惧，马上就联想到我从前所听到的出中猛虎的故事来，想像着有一群老虎真正的围着我，虎视眈眈。我站在那里，想着是继续前进呢或是往回头走，正在犹豫莫决之时，忽然看见远处一家人家的灯光，于是我便朝着那灯光走去。灯光是从一座农舍的窗子中透射出来的。一觉得有人家存在之後便安心了，于是我便加快脚步。抵达那里之後，我敲打那家农舍的大门，不一会，从门缝中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手拿着一盏油灯走过来。
她从门缝瞧着我，但不把门打开，只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我是个叫化，因为迷了路，需要找个地方歇宿一晚。她向我注视片刻，随即转身向後面房中走去。我猜想到，在黑夜中她不敢开门让一个自称叫化的人进来，因此回去叫她的父亲。不一刻工夫，一个手提灯笼的老人走了过来。他先问我是何许人，从哪里来，又问我是孤身一人或有其他同伴没有。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感到满意，于是他把大门打开，让我走了进去。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之後，他把灯高高举起，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也以同样神情把他打量了一遍。
他显然是一个农人，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几乎已经完全脱落，只有几根稀疏的小须。他向我温和地笑了笑，从他的这种笑容中，我知道他已经断定我不是什么危险的人物了。我转头过去看站在桌前的那位姑娘，她梳着一条辫子，身穿一套蓝布裤挂。从她那给太阳晒得黑褐色的皮肤，可以一下子看出来，她是常常到田间工作的。不过她的眼睛很大，很明亮，牙齿生得洁白而匀称。她当时也正在看我，因而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一时碰在一起。
“她旋即转过脸去问她的父亲：‘爸爸，你问过他没有，他要不要吃点东西？’我说我还没有吃饭，但也不怎样饿。那位姑娘没说什么，便急忙转身离去了，她的父亲和我则继续谈话。一会，她回来了，微笑着递了一杯茶给我。
‘饭马上就好了。’她说。那老人问起我家庭的情形，并且问我为什么会沦为叫化，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读书。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去年刚刚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为了生计，他们父女二人都要在田里操作。後来那位姑娘给我端了一碗饭和一碟青菜来，那时老人向他的女儿说：‘孩子，这年轻人不是叫化，他是一位学生。’她听了之後，微笑着说：‘萧少爷，请用饭罢。’我吃饭的时候，他们父女都在那里陪我谈话，饭後不久，我们就寝了。我当时实在太疲劳了，他们父女则都有早睡的习惯。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天刚破晓之时就起床了。我向他们告别，准备上路，但他们却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因为盛情难却，我便没有马上离去，和他们在一起吃过什饭之後，我对他们的热诚招待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後举手作别，打道回家了。我们现今仍然保持着彼此之的友谊。”
“哈哈，”毛泽东惊叫道：“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对叫化生活这样感到有兴趣了！原来你仍然想去看看那个农夫和他的女儿呀！”
“去年冬天当回家的时候，我曾顺道去看过他们一次。”我解释说：“我给他们带了点小礼物。那位姑娘已经出嫁了，并且已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父亲和他们居住在一起。这次出去行乞，我打算走一条新路。我想看看新的事物，并且希望获得全新的经验。最有趣的是对困难的克服；天下任何困难也不及身无分文而要想法生活在别人的社会中更困难的了。我打算尝试一下我怎样能克服那种困难。”
毛泽东很是兴奋。“那真是很有趣呀。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假定你愿意的话。实在说来，叫化生活只能是一个人，而最多亦不能超过两个。但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
“很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的暑假下个礼拜开始，但是我要等一个礼拜。”
第九章 乞丐出发了
起程日期终于决定了。行乞的主意既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决定从我住的楚怡中学出发。那是个美丽的夏日，毛泽东一早就赶到了。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挂，已经很破旧了。那时我因为是个教员，日常在学校中便穿着传统的长衫；但为了适应叫化生活，我就改着短装和布鞋。毛泽东永远是剃大兵式的光头；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也学样把头剃个精光。我的化装就这样完成了。
毛泽东带一把旧雨伞、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一套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我们携带的东西愈轻就愈能走得快；因此，我们事前曾经说定不带更多的东西。我也带了一把雨伞、一个小包袱。包袱中的东西和毛泽东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些信纸信封，一本《诗韵集成》而已；携带《诗韵集成》是为了一旦有灵感而作诗之用。
我已经把我的钱交给学校的会计代为保管，现在又把口袋里的零用钱拿出于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携带一文钱；各人所携带者不过是一把雨伞、一个小包袱卷而已。
一切准备停当之後，我说：“请你等一会，我要去看看校长，并且向他告别。”
当校长的听差看到我之後，犹豫了好一阵之後，显然他是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後他问道：“萧先生，这是怎麽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谁，你跟谁打架了吗？”
看了我这身穿着之後，他所能想像到的唯一解释是我和别人打架，现在则是向校长来投诉来了。
“我要跟谁打架呀？”我问道“我只不过来和校长说几句话而已。”
校长也和他的听差一样惊奇。“萧先生！”他不胜诧异地问道：“你好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安详地回道：“我只不过要去作一次旅行罢了。”
“你穿着这一套衣裳究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追问道。
“我想熟悉熟悉本省的情况，因此决定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最是舒服。”我解释道。
“你在路上可要当心点。”他继续说，他对我的安全甚表关切。
“谢谢你，”我回道：“我还有一个同伴毛泽东同行呢。”
“啊！他就是常来找你的那个年轻人吗？当我在第四师范教书时，他还是我的学生呢。一个奇怪的小夥子！你和他一起出去旅行，两个奇怪的小夥子！
很好，但你们两个人在路上也要当心。”
我从校长办公室走回宿舍的时候，大厅里迎面遇见我一个最好的学生。他一时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在相距约莫十步之地向我鞠躬为礼。等我们走到对脸之时，我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学校里，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礼拜之前离校渡假去了。但他却立时沉默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的脸红了，低下头不敢再瞧我。不待说我已经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他必是认为我的衣装奇形怪状，活像一个工人，看上去没有一点尊严，但他却不敢问任何问题。当我再说话之时，他的头低得更厉害，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便迅速地走开了。
我回到房间之後，毛泽东和我商量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出门之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左或向右本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就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但却也有一点差异。假定我们出了学校门而右走的话，十分钟之後，便可走到城外，来到旷野之中。但假定我们转向左走的话，那麽，在十分钟之内我们就得越渡湘江。
毛泽东道：“你在前头走，我跟着你就是。”
“我要向左走，渡过湘江。”
“很好，”他回道：“我们就向左走罢。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江呢？”
“假定我们向右走的话，那就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毫无阻碍，但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但假定我向左走的话，我们就必须设法渡过大江，那我们就要遭遇到第一个障碍。”
毛泽东纵声大笑道：“那确是真的！我们必须要避易而就难。好，咱们就走罢！向左走。”
我们拿起了包袱，锁上了房门，便踏上行乞之道了。我们把包袱挂在伞的一端，将伞抬在右肩上，而包袱则靠近脊背；这样重量便分配得比较匀称，背起来也感觉到轻松些。这个门道是我在以往的行乞经验中学到的。
我本来提议由毛泽东带头，但经过一阵辩论之後，他还是坚持仍由我带头，他在後面跟着走。于是我们就起程了，我在前面走，毛泽东则在後面跟着。在一整月的行乞生活中，我们走起来总是这样一个次序，只有很少几次列外。
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走了过来，眼睛瞪着我们，面现惊异之。他缓缓地张开了口，但却没有说出话来。
我对他说：“老卢，我出去旅行，如果有我的信件，不要转寄出去，我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的。”
他仍然张口瞪着我，好像他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因此，我问他道：“老卢，你听明白我对你说的什么没有？”
他张口结舌地回道：“是的萧先生，是的，是的……”看门房中的几个工人都带着奇异的目光，在後面瞧着我们，我们继续走我们的路。我知道他们必定感到奇怪，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平日看来一位很庄严的教员，竟穿着得这样的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
但是以後我们就不再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类破旧的衣裳。我们的穿着也正是那种式样。
第十章 克服第一道难关
出长沙小西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那里江面宽约五、六百公尺。我们经常看到很大的汽船在江中行驶，所以知道江水一定甚深。到了江边，我们当然不能再继续前进，于是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呆望着江水在前面滚滚奔流。
“我们怎样过江呢？”二人不约而同地问。渡过江去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游水，可是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而且我们还带着两个包袱，假如游水的话，我们的东西就会完全弄湿了。因此，游水过江的办法不能考虑。第二、如果我们沿江边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就可以乘官渡免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这似乎太容易了。假定我们那样做的话，就表示我们避重就轻，不去克服困难。第三、我们坐着的地方就有一种小渡船；但乘坐这种小渡船，每人须付两个铜板。照说那是很便宜的，很多人都乘这种渡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却是全无分文。我们是一文不名的叫化。
就在那里坐着，看着小船上乘满了人，向着对岸划去，约莫十分钟就有一艘。我们已经眼光光的看着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远不会过得江那边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提议，我们走过去和摆渡的商量商量，告诉他们身上没有带钱，请把我们划过去。
我对毛泽东的提议不以为然，“他一定不会答应。”我说：“万一他一口拒绝了，那麽，我们下一步又怎样呢？”
“我不在乎，”毛泽东说：“我去跟他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我们附近的那艘小船走过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把我们免费载过去，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钱。
那年轻船伙斩钉截铁的粗声说道：“要是你们没有钱，为什麽不去乘官渡。从这里走一会就到了。”
毛泽东回来之後，问我下一步应该怎样辨。
我回道：“我早就知道他不会答应载我们过去的。我倒有个打算，我们也像一船乘客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先行上船。当他们收钱的时候，渡船已经到了江心；那时我们才告诉他，我们身上没有钱。这样，他既不能送我们回来，亦不能把我们抛下江里：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他决不会从那边再把我们送回来，因为他需要空地方载别的乘客。走，咱们去试试。”
于是我们站起来，迅速登上一只刚刚靠岸的小船，旁若无人地直向船舱的中心走去。因为那种小渡船根本无座位可坐，每个乘客都站立在那里，等到上满十四个人之後，就宣告满座了。只听到船伙喊一声：“开船！”他把长竹竿向岸上使劲一撑，船就离岸了。船划行得很快，一会工夫便已经到了江心。
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手拿着一个盘子向乘客收钱。每个乘客丢进去两个铜圆，只听见铜板落在盘子里的声音，当，当，当的响个不绝。当她走到我们面前时，那种当当的声音却蓦地停止了。摆渡的朝我们看了一看，说道：“那两位体面的先生请把钱付给她呀！每人两个铜板，请罢。”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毛泽东说：“你难道不载我们过去吗？”
“什么，没有钱？”那摆渡的表示不信，问道：“那麽，你们为什么要上这只船？我不载不付钱的乘客。请你们赶快付钱吧。”
“我们真的没有钱。”我插嘴道：“我们两个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请把我们划过去吧，一个月後我们一定加倍付给你。”
“一个月之後？那时我还认得你们吗？”他说：“如果你们没有钱，那麽留下一把伞给我好了。”
“那，不行”毛泽东答道：“伞在路上还要用呢。再说，一把伞值铜板十四枚，我们两个人过一次江，加在一起也不过四个铜板罢了！”
“但是，若果你们不付钱，你们就不能过江！”那摆渡的嚷道。
“你说不能过江吗？”我说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江中心。看你能把我们怎麽样？”
“你们简直是强盗！”摆渡的嚷道：“我要把你们送回去。”
这时，其他所有乘客都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先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心情听我们的谈话，但现在他们都大嚷起来了：“不行，不行。我们急着要过江，我们已经付了钱！快点把我们划过去。”
乘客之中，有一位态度温和的老人走上来说道：“我愿意替他们出两个铜板，其他乘客可付另外两个铜板。我们千万不能再划回去。”
另外有好几个乘客都对那老人的意见表示同。但我和毛泽东却高声叫道：“不成，不成！我们不同意，你们不能替我们付钱！”这时我脑子灵机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于是我宣布道：“现在渡已经到了江心。摆渡的可以歇歇，让我替他来划。用这个办法来补偿我们坐渡船的费用。”
但那船伙却不同意。“那我仍是损失四个铜板，而且我也不需要休息。”他说：“善心的乘客既然愿意替你们付钱，你们又为什么不让他们付呢？你们故意跟我找麻烦！你们简直是活强盗！”
乘客这时都不耐烦地叫了起来：“快划呀！”那位老人又再三向摆渡的保证，船靠岸时，他一定代我们付钱。
其它乘客上了岸之後，那摆渡就马上把船撑离岸边，让船停在离岸约莫二十码之处，意思是怕我们逃跑了。那位老人还在船上，又要替我们付船钱，毛泽东却坚持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必定回来，我们要等那时候再付给他。
我也插嘴道：“老先生，要是你付了四个铜板的话，就无异是打我们的耳光，也是故意使我们为难。”
“摆渡的听了我的话之後，立刻大叫道：“什么打不打耳光？你们若不付钱，我就给你们好看！”
“你如果要打架，我们绝不在乎。”毛泽东道。
此时岸上已经有些打算过江的人等着，另外一只渡船又已经到了江心。那摆渡的十分清楚，假定另外一只先靠岸，他就会失去那些乘客了。于是，他终于自认倒霉，再把船撑到岸边，但口里却咕噜着把我们痛骂了一顿。
渡船一靠岸，那位老人及毛泽东和我三人便跳下船来，我们随即向那位船夫莞尔一笑，说道：“谢谢你，再见。”
那老人很快就上路了，我们也沿着面前的大路走去。也不理会那条路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只知道那是一条从长沙通到宁乡县城的大路。
“那个要替我们付钱的老头很和气，”我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既然是叫化子，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就又避重就轻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选最吃力的方式。”
“让很多人在江边上白等确是不好。”毛泽东思量着说：“假定那里没有人，我们就可能和那个船夫好好地打上一架！”
我们朝着宁乡县城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