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傻X贬低游击战

[RobotII]

以弱胜强，游击战是不屈精神的至高代表，因为它需要强大的民众支持。老毛是第一个把它上升到战略层次来阐述的。抗战初期区区几万人的八路军，如果像国民党德械师那样用，早就死光了。打游击如果容易，国民党为什么做不来？老蒋又不是没试过。

孙子的诡战，西方的运动战（mobile warfare),俄国的消耗战（attritional war), 再加上这个游击战，是现代战争的几个主要形态。其实二战后小国能打赢的全是游击战。

[ridgway]

没有贬低，但是我党牛皮吹太大，也需要澄清。我党歼灭日军52万，俘虏日军6000，平型关歼敌1000，百团歼敌2万，这些都是神话，不是客观事实。

以弱胜强，游击战是不屈精神的至高代表，因为它需要强大的民众支持。老毛是第一个把它上升到战略层次来阐述的。抗战初期区区几万人的八路军，如果像国民党德械师那样用，早就死光了。打游击如果容易，国民党为什么做不来？老蒋又不是没试过。

孙子的诡战，西方的运动战（mobile warfare),俄国的消耗战（attritional war), 再加上这个游击战，是现代战争的几个主要形态。其实二战后小国能打赢的全是游击战。

[ABYSSDRAGON]

没有贬低，但是我党牛皮吹太大，也需要澄清。我党歼灭日军52万，俘虏日军6000，平型关歼敌1000，百团歼敌2万，这些都是神话，不是客观事实。

日伪军在解放区的伤亡基本都是tg的战绩吧

[RobotII]

没有贬低，但是我党牛皮吹太大，也需要澄清。我党歼灭日军52万，俘虏日军6000，平型关歼敌1000，百团歼敌2万，这些都是神话，不是客观事实。

李奇微将军真是技术军官，只会body count. 可惜对于游击战来说，body count 不重要，让敌人知道不可胜才是关键。美军在阿富汗没死多少人，但必须战败离场。以弱胜强，不是说你能把敌人消耗掉（你既然弱，应该是消耗不掉敌人的），而是让他知道赢不了。美国建国，对带英不就是这样吗。

[ridgway]

是。但是tg极大夸大了日军伤亡，比如百团大战tg说歼灭日军2万，日军实际伤亡大约3000。

日伪军在解放区的伤亡基本都是tg的战绩吧

[ridgway]

日军不怕游击战死人，东北抗联就被日军全灭了，甲午后台湾军民的游击战也被日军搞定了。再说国军也有敌后游击战。

李奇微将军真是技术军官，只会body count. 可惜对于游击战来说，body count 不重要，让敌人知道不可胜才是关键。美军在阿富汗没死多少人，但必须战败离场。以弱胜强，不是说你能把敌人消耗掉（你既然弱，应该是消耗不掉敌人的），而是让他知道赢不了。美国建国，对带英不就是这样吗。

[ridgway]

认为国民党做不来游击战，本身就是共产党宣传给人的错误印象。

以弱胜强，游击战是不屈精神的至高代表，因为它需要强大的民众支持。老毛是第一个把它上升到战略层次来阐述的。抗战初期区区几万人的八路军，如果像国民党德械师那样用，早就死光了。打游击如果容易，国民党为什么做不来？老蒋又不是没试过。

孙子的诡战，西方的运动战（mobile warfare),俄国的消耗战（attritional war), 再加上这个游击战，是现代战争的几个主要形态。其实二战后小国能打赢的全是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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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不怕游击战死人，东北抗联就被日军全灭了。再说国军也有敌后游击战。

是的，东北抗联的游击战失败了，所以如果日本止步于东北。东北可能就是他们的了。这也说明游击战的至关重要性。

[ridgway]

正面战场比游击战更重要。东北抗联和甲午后台湾军民的失败也说明没有正面战场的游击战，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土工自己也指责国军在1941-1943消极抗战，日军全力清剿土工给自己造成很大损失。要是没有正面战场，土工说不定就被日军灭掉了。

是的，东北抗联的游击战失败了，所以如果日本止步于东北。东北可能就是他们的了。这也说明游击战的至关重要性。

[RobotII]

认为国民党做不来游击战，本身就是共产党宣传给人的错误印象。

给大家科普一下，国民党有几块成功的游击区，跟老共的比一下。这方面网上信息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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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uanlan.zhihu.com/p/266202683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9205262

给大家科普一下，国民党有几块成功的游击区，跟老共的比一下。这方面网上信息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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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军也进行过敌后游击战争
2016-07-08 11:28

军武次位面 作者：周禹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国民党军队也曾在沦陷区同日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游击战，使侵华日军受到了有力地牵制和消耗。虽然国军的敌后游击区因种种原因最后大部丧失，但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部分，国军敌后游击战的战史与教训应该被后人所铭记。

▲正在训练的国军游击队士兵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日两国随即进入到了全面战争的状态。在这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战场上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激战。但是由于国力孱弱、战力不足，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等地的战斗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部队损失惨重。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一些高级将领逐渐转变思维，开始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价值与作用。例如，国民党第52军军长关麟征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在对日作战中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随后军委会通令各战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此后，国民党军遂在各战区同日军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白崇禧

国民党军的游击战最早从河北省展开。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北境内的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为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将万福林和孙殿英的部队留在了河北，并将河北保安部队改编为第181师，以利统一指挥。1938年夏，蒋介石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统一指挥河北境内的国军同日军进行游击战。

在山西方面，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第二战区将所有部队转入山区，同日军开展游击战。同时，原属第一战区的第14集团军也被命令继续留住晋南，协助二战区部队作战。1937年12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山西划为七个游击区，各游击区部队以太行山、吕梁山和中条山为依托，同日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留住敌后的国民党抗日部队

另外在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国民政府也安排了相应的部队留守，以协助并策应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行动。截止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同日军开展游击战的部队已有数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为30个师，共计30万人。但总的来说，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依旧实行以阵地战、正规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游击战仅是正面战场军事行动的从属部分，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驻扎在山西中条山的国民党敌后抗日部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面对新的战场形势，国民政府重新调整了军事战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凸显。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变敌后方为其前方，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置在敌军后方担任游击”。自此以后，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加游击战培训班的国民党军官

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再向敌后游击区增派30个师的兵力，已进一步扩大对日游击战的规模。为了协调敌后各部共同对日作战，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增设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于学忠和鹿钟麟分任这两个战区的总司令。经过调整充实，到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在冀、察、鲁、苏四省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国民党军已达35万人以上，其中正规军为15万人。

除了以上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外，国民政府又设立了隶属于第一战区的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所属部队进行对日游击战。同时为了牵制武汉地区日军以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国民政府还设立了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以桂系宿将李品仙为总司令，该部所辖部队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同日军长期周旋，使驻武汉日军受到了很大威胁。

▲在大别山区阻击日军的国民党军官兵

在与侵华日军的战斗中，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38年初，趁日军主力东调参加徐州会战之机，山西国民党军向留守日军展开了猛烈攻势，将其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各部“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充饥”。1940年4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品仙随即指挥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攻势，参战部队给予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并趁虚袭击了安庆，同时还对武汉发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国军在主战场的军事行动。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鄂豫皖游击区的国民党军奉命袭击日军的侧后，以配合保卫长沙的战斗。在这次攻势中，李品仙指挥部队对平汉铁路两侧和沿长江一线的日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调动3个师团的兵力予以应对，从而大大减轻了长沙守军的正面压力。

▲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军官兵

除了在多次战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战区主力部队作战外，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还曾击毙过多位日军高级将领，有力的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士气。譬如，1941年2月5日，驻广东省中山县的国民党军挺进第三纵队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第138师击落了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冢田攻一行人等悉数毙命；1945年3月17日，驻浙东的国民党军打死了日本海军第四特遣队司令山县正乡中将。

▲冢田攻

1943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冀察战区，1943年4月，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5月，庞炳勋在被日军俘虏后降敌；8月，刘进的第24集团军也在遭到日军的重创后渡过黄河南撤。在鲁苏战区，于学忠所部屡遭日军进攻，损失重大，被迫于1943年7月向皖北地区撤退。另外，驻大别山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屡次遭到日军猛攻，游击区的首府立煌县（今金寨县）曾一度被日军攻占。

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敌后部队或是覆灭于战场或是成为了伪军，真正在战斗中坚持下来的部队为数甚少。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山西、冀察、鲁苏、浙西、大别山等根据地，大部分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内地等少数游击区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晋西南的国民党军游击区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是不成功的。国民党高层自始至终一直将游击战作为正面战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从未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国民党军难以在敌后战场长久坚持。另外，军民关系恶劣、派系斗争严重、部队素质低劣等原因也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国民党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就抗日战争的全局来看，国民党军在敌后的作战仍旧有其重要的正面意义。国民党军的对日游击战争消耗并拖住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不仅有力的支持了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虽有其局限性，但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样是应该被肯定的。

[ridgway]

忠义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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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救国军
存在时期 1938年5月－1946年1月21日
国家或地区 中国
效忠于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 戴笠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由戴笠所创办的的战斗武力；历经几次的整编改制，从一支谍报特务队伍变成全美式装备的正规军，参与了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另外，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从东北[1]到海南岛[2]都有地方武装命名为忠义救国军。

历史

1937年的淞沪战役爆发后，蒋中正于9月4日电令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俞鸿钧（上海市长）、杜月笙、杨虎（淞沪警备司令）、钱永铭、刘志陆（桂系、帮会）、贝祖诒、吉章简（上海警界）、蔡劲军（上海军界）、俞作柏等人任委员，其中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杜月笙代俞鸿钧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陈昶新/郭履洲任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余乐醒任总务处长兼技术室主任，张冠夫任经理处长兼交通组长，汪祖华任政训处长，谢力东任情报处长，周伟龙兼任书记长办公室书记代戴笠主持工作，后文强接替周伟龙任书记兼人事科长主持日常工作。9月7日，蒋介石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戴笠于1937年9月底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简称“别动队”），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1.1万人：[3]

代码： 全选

总指挥刘志陆
参谋长杨振华（原87师参谋长)
第一支队：由向松坡动员洪门弟兄参加。支队长何行健（何天风，黄埔二期，1939年2月8日率部投日被镇压）。辖第1、2、3大队。
    第三大队大队长任达和张执一、余纪一等共产和左翼人士
第二支队：为海员支队，支队长陆京士。辖第4、5、6大队。
第三支队：为邮政支队，支队长朱学范。上海沦陷后支队残部退入租界。辖第7、8、9大队。
第四支队：军统人员为主，成分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失业青年等各方面人。支队长张邺（黄埔三期）。
第五支队：受训的公民联队里的店员、学生、青工。支队长陶一珊（黄埔六期）。辖5个大队。
直属特务大队：大队长王兆槐（黄埔四期）/赵理君
北方支队：总指挥王天木，副总指挥陈恭澍。年底在河北宝坻附近遭日军合围覆没。
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余乐醒任该班副主任兼教育长。9月27日开始在青浦县西溪小学报到集中，招学员408人。10月4日开学典礼。为军统抗战时期第一个训练班。
松江特训班：谢力公任班副主任兼教育长
佘山教导团

在淞沪会战阵亡超过2700人，负伤5000多人。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率别动队余部1700余人撤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1938年1月，第一支队余部由何行健率领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毛森在浙江江山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合编为别动队浙东支队。随后，戴笠将安徽和浙江两地的别动队余部统一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其中在安徽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1团，在浙江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2团，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伯任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1938年3月徐州会战正酣，日军在江南守备薄弱。蒋介石命令戴笠“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戴笠在武汉成立别动队总指挥部（代号“平定”）并任总指挥。至4月底发展到万余人：

代码： 全选

教导第1团（又称第一支队）：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率别动队余部1700余人撤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后改编。团长俞作柏兼/汤毅生
教导第2团（又称第二支队）：1938年1月，何行健率原第一支队余部撤至遂安，在东阳与毛森开办的军统局江山（县）游击干部训练班合编为浙东支队。随后改编。团长王春晖
第三支队
第四支队：支队长许雷生
第五支队：江阴东乡部队收编。支队长朱松寿/袁亚承
第六支队：沙洲县东部武装被收编。支队长杨行方。
第七支队
第八支队：后成立。支队长丁锡山
第九支队：后成立。支队长
第十支队：后成立。支队长周振纲
江北独立支队：后成立。支队长陈文
直属大队
淞沪区指挥部：1939年3月1日成立。总指挥何行健，副总指挥杨蔚，参谋长徐志道，参谋处长郭履洲（黄埔六期）。
南京行动总队：1938年2月别动队南京情报组管容德成立南京行动总队，发展到5个支队共300人。[4]
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亢祖周/杨蔚

1938年5月，别动队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团长戴笠兼/1938.9俞作柏/1940.1周伟龙/1942.6阮清源代理/1943.5马志超，副总团长俞作伯实际指挥/1939杨蔚/1942.4阮清源/1944王春晖，参谋长徐光英/尚望/郭墨涛（1943.5-10代理总指挥）/1943.10郭履洲，政治部主任文强。忠义救国军最初的成员超过两千人，来自上海工运与杜月笙青帮帮派势力，戴笠推举杜月笙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主任委员，编成两个教导团，后来扩展到超过10万人。于1938年夏季与秋季对于在长江三角洲的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游击战，多次袭击用船或卡车活动的小股日军，美军观察员报告说它的游击战造成许多日军伤亡。[5]

1940年3月，周伟龙正式就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并把忠义救国军总部进驻浙江孝丰，忠义救国军部队全部集中到孝丰整编为3个团和4个直属总队共1.5万人并进行整训：[6]

代码： 全选

第一团：团长王春晖，副团长汪浩然、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罗国熙，副团长薛涤愁、李骧。
第三团：团长阮清源，副团长亢祖周、李风。
第四团：团长文德回湖南组建该团。
第五团：1941年夏编成。团长黄龙
第六团：1941年夏编成。团长黄天存
淞沪行动总队：总队长阮清源兼
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
苏常行动总队：总队长梅卓夫
浙东行动总队：总队长相强伟
浙西行动总队：
干部训练班：主任周伟龙兼，副主任兼教育长周有为，总教官孙为雨
    第一队（军官队）：队长薛涤愁
    第二队（政工队）：队长汪瑞文
    第三队（技术队）：队长言中培
    第四队（军士队）：队长钟祥祯
    干部教导队：队长周伟龙兼，副队长刘伟

然后总部移驻皖南广德，直属于第三战区指挥。

皖南事变后，整训完毕的忠义救国军兵分四路(苏嘉沪区、澄锡虞区、锡武宜区、京丹溧区)重回京沪杭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扩大为3个教导总队、3个行动总队(淞沪、南京、苏常)、3个教导团、16个支队、1个大队，官兵达5万余人。但不久就受到日军的拦截和攻击，又与新四军第六师发生摩擦。1941年5月，全军整编为四个纵队、两个行动总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总共下辖26个大队和2个直属队，总人数近3万，活跃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三角为重点的苏浙沪皖敌后地区。[7]

代码： 全选

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原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队长阮清源兼
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队长梅卓夫
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队长刘伟（1941年夏初阵亡）
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为基干。

由于中英军事合作，为此1942年1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1942年3月将忠义救国军改称“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1942年4月中英军事合作无果而终，开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夏阮清源代理总指挥。由于苏南清乡，被迫退回天目山整训。忠义救国军扩大到七个纵队，总兵力达到了约5万人。

1943年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一起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受训后忠义救国军由4个纵队缩编为3个纵队(原忠救军第三、四纵队加上别动军第七纵队合编为忠救军第三纵队)，换发美式装备，接受中美联合指挥，继续在苏浙皖敌后坚持游击战。

1944年春，在浙西于潜方元铺成立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负责，下辖忠救军3个纵队、5个行动总队、共64个支队或地方行动队，总兵力3.1万余。其下辖3个地区指挥部：

代码： 全选

温台指挥部，在浙东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以及浦东、崇明等地区作战；
淞沪指挥部，在淞沪附近地区作战；
鄞杭指挥部，在富春江和杭州湾一带作战。

1945年春序列：

代码： 全选

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在浙江于潜县，由总指挥马志超亲自坐镇
淞沪区指挥部：在浙江分水县。总指挥阮清源兼，副总指挥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总队长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总队长殷丹田/1944赵安民
    独二支队：支队长朱超平
    新一团：团长安我华
    新二团
    第一纵队：司令李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司令汪浩然/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司令鲍步超
    护航纵队：司令黄八妹
    修械所：所长王忠，指导员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汪春瑞
温台区指挥部：驻瑞安的玉壶。总指挥郭履洲。辖中美班的三个教导营（教导总队第10、第11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独立支队，一个水上大队
    浦东行动总队：总队长张为邦
鄞杭区指挥部：在浙江桐庐县，总指挥鲍步超
教导总队：总队长翁养正

根据国防部情报局所载，抗战期间执行制裁敌伪首要的暗杀行动有248件。

忠义救国军总部（1944年以后代号“平定”）最初位于浙江孝丰；后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再移驻浙江昌化河桥。戴笠最初兼任总指挥，其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接任总指挥。[8][9]

1944年9月，戴笠曾经呈请蒋中正准免于裁汰忠义救国军，该手令细数忠义救国军之贡献。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该组织曾就近协助京沪杭地区的受降与复原工作。

中美合作所曾负责训练忠义救国军，美军并且曾与其共同作战。1945年6月14日，忠义救国军第十营攻下浙江省瑞安县（今瑞安市），18日攻下永嘉县（今温州市城区），6月22日第十一营攻下乐清（今绍兴市越城区）。到七月中旬，救国军已经向北追击日军到浙江省的海门地区（今台州市椒江区）。在此一个多月间，两营击毙敌军539人，忠义救国军阵亡48人。[10]

1946年1月21日，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11]:95-96[12]

[ArthurTheKing]

没有贬低，但是我党牛皮吹太大，也需要澄清。我党歼灭日军52万，俘虏日军6000，平型关歼敌1000，百团歼敌2万，这些都是神话，不是客观事实。

一共歼日军也有850左右

[英亲王]

笑死
你要是真游击，我们也不说啥。

你那是游而不击。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就一招，跑！

典型的就是长征啊，绕中国一大圈，只是为了游，而不是为了击

[ridgway]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2342135

[7H12$F+vu]

所谓游击战，就是老百姓既当兵源又当人盾，这也是敌人为什么总是残酷扫荡根据地民众的原因

不过这也是弱国对抗强敌的无奈之举，因为正面对战根本没有胜算

因此，在明知没有多少胜算的情况下，还在正面战场英勇牺牲的国军就非常值得赞颂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游击战的可能，所谓中流砥柱就是正面战场的国军

[ridgway]

国民党敌后抗战组织；忠义救国军发展史。这支神秘又被抹黑误解的，抗日劲旅的真实样貌

不废话，就直接来说说忠义救国军的发展历史。忠义救国军是，国民党军统管辖下的敌后抗战武装组织。该组织由戴笠组建兼领导，1937年淞沪会战后战局严重，蒋委员长派戴笠秘密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

、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委员长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
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

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
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阻击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加之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

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更加危险，因此只能最大限度地动员这几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
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

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戴笠检阅忠义救国军

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犹如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
、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

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后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敌后工作。

这里呢，来说一说忠义救国军一段趣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能逃离上海

那多亏忠义救国军），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
挺進敵後后的忠義救國軍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
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原因据；蔣中正侍从室

情报组组长唐纵在1942年4月的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回到正題1941年1月皖南事变
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Partidul Comunist武装多次袭击忠救军，忠义救国军屡败屡战，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

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3年以后忠義救國軍迎來更新，在美國援助支持下。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培训人员大多派往敌后担负特种作战。无论士气、战斗素质和装备、战绩，絲毫不逊色遠征滇緬的中國驻印军。据战后统计，美国人以9000余吨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训练、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精锐特工。1943年后，这些抗日精英不断走向抗日战场。
中美合作所，美國教官訓練忠義救國軍

中美合作所的學員

整个抗战，忠义救国军尤其1943年后在美國的幫助下的战绩表現非常突出：歼灭日军二万四千多人，击沉日军舰艇近两百艘，炸毁桥梁两百多座。忠义救国军主要活跃在京沪杭地区，直接承担对日本侵华的军事、经济总基地予以武装走私，炒买做空，等等金融特种作战。

要知道抗战期间，中国东部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均已陷落。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居西南一隅

。中国抗战大后方主要是广大西南、西北地区。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经济落后地区。要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态势下，继续坚持抗战，中国实施经济抗战，实为军事抗战之必要前提。中国实施战争下的统制经济。其中，在银行、黄金、证券等等方面，势必牵涉到沦陷地区，伪政权，甚至日军本身。军统和忠义救国军等在抗战最大的战绩，便是主要担负中国抗日政府，金融抗日的武装护航。至於電視劇啊，以及各種花邊新聞描寫什麽，戴笠貪污那些都根本就是不實謠言，目前都沒有證據證明。

1943年忠義救國軍完成裝備升級后，戴笠拍電报懇請蔣委員長，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的答複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

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

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
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

，官兵三万一千余人。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组织之下，並且又获得了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絕對沒有某些電視劇抹黑的那樣子，什麽到處搶劫老百姓是土匪軍隊。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忠义救国军与美国盟友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依舊在长江以南的京沪杭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的幫助這。也是為什麽忠義救國軍主要活躍在京滬杭的原因。此時日本敗局已定，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

。其主要方案为：

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

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戴笠和梅樂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戰勝利。戴笠正和美国CIA局長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
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开进杭州市，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

，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
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

、队）。

最後總結說說，忠义救国军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刚刚结束的1937年11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主要戰績。他们的存在，成为国民政府打进日寇沦陷区的重要利劍，他们的存在，困扰了日军的后方，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维系沦陷区的民心，幫助国民政府，在以後收復失地重建政權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當然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一部分的流寇等各階層的江湖人士，这些人讲义气，够“哥们”，孔武有力，社会经验丰富，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和人际关系进行作战，被倭寇藐称为“猴子军”，在八年抗战当中，这支部队也是用猴子般的狡狤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

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抗战话剧，搅得日寇和偽政權漢奸們不得安宁。戰績如下

1938年3月下旬，忠救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常州文史资料

》。

1938年夏，忠救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熊剑东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

黄颂声，并送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支队长熊剑东处枪毙——《常熟文史资料》第14辑。

同年10月29日，忠救军第十支队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尤国桢带领20名团员袭击伪无锡县
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

等3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39年1月28日，忠救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

击毙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外号沙壳子)。1月9日，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被“忠救军”抗日游击队击毙——《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40年6到7月份，忠救军二支队阮清源部在浙江嘉善西塘里韩厅茶馆击毙下乡查“良民证”的日军小队长林青——《吴县文史资料辑存·第7辑》。

還有為了復仇南京大屠殺之恥辱，1939年5月31日，忠義救國軍南京行動总队特务队在江宁县大胜关捣毁汪偽自卫团团部。6月18日，总队派遣特务队夜闯江浦县
城，杀死了伪县长章钺夫妇二人。6月27日，南京行動总队特务队突袭栖霞区八卦洲伪警察八分局，杀日伪警长和警員共4名。6月30日，总队武装人员夜袭江浦县城，烧毁伪县政府及日伪警察局，焚毁装甲汽车2辆，汽车2辆，杀敌10余名。7月2日，总队潜伏在六合县

城内的便衣队20人分散突袭日寇驻军哨所，在六合南门与日伪军发生激战，杀日伪军7人；同时在公路上阻击日军车队，杀死日军3名。

7月8日，南京行動总队在江浦县桥林截击了三艘日军汽艇，杀死日军8名。8月26日，总队成功策反伪滁县警备大队40人反正，并歼敌20余名。

10月4日，总队在滁县以北40公里处毁铁轨致列车出轨，7节车厢倾覆，并歼敌10名。1940年3月20日，南京行動总队在汪伪傀儡政府成立之日，在六合县突袭了日军“庆贺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武装宣传队，歼灭日伪军28人。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剛才也說了忠義救國軍的組成非常複雜，都是社會各階層的江湖人士，所以呢，他們當中有些人大多數呢，長得其貌不揚，甚至有的長的像賊那不奇怪，當然也不能以貌取人。忠義救國軍戰士在殺倭寇，除漢奸方面貢獻一直都不小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XXX师，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

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

看完那麽多，上述这些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忠义救国军敌后打击倭寇汉奸的事迹太多太多了，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的完。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敌人背后，前赴后继到处骚扰，打击敌人保证了后方安全，与鼓舞沦陷区同胞奋起反抗倭寇，坚持到抗日胜利。让广大沦陷区同胞，看到了胜利希望的曙光。尽管忠义救国军队伍成员鱼龙混杂，但是在倭寇侵略时，坚决贯彻了“忠义救国”这四个字。部分败类汉奸代表不了整体，这支另类混杂的抗日劲旅，在敌后给倭寇汉奸几乎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心理阴影。忠义救国军无数的无名英雄，用他们聪明的头脑与大无畏精神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永远不会被遗忘，时间会证明他们的事迹永远流传千古。

[英亲王]

什么叫真游击

南斯拉夫那是真游击

[RobotII]

正面战场比游击战更重要。东北抗联和甲午后台湾军民的失败也说明没有正面战场的游击战，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土工自己也指责国军在1941-1943消极抗战，日军全力清剿土工给自己造成很大损失。要是没有正面战场，土工说不定就被日军灭掉了。

没人说正面战场不重要，其实中国虽弱，在1939年时也达到了跟日本的战略均势。

游击战的失败是民众意志的反应，看看现在台湾岛上的精日们就知道了。土共在华北华南的成功游击，正是阻喝了大量汉奸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