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英文系三大佬；林同济；玉女杨必；金童刘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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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也是上次行观曰贴林同济时搜到的。其中英文系的三大佬后来单独成篇，题为《英文系里的那三个大佬》。这篇《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更全。这位朱一点头不知道是不是陆谷孙的关门大弟子朱绩崧，朱公子的人文功底也非常牛。

https://www.douban.com/note/572985417/? ... 626qn8qarg
《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陆谷孙
朱一点头
2016-07-28

朱一案：这本是“老神仙”2001年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最早在《万象》上看到，应该是陆先生应海上陆公子之约所作，后来收入陆先生的《余墨集》，匆匆查了一下，网上有的只是删节版而并无全文，“老神仙“今天遽归道山，无比震惊，哀恸之余，觉得以为最好的纪念还是多读先生的著作文章，回想当年初读此文之后久久不能平复的感慨心情，很人说陆先生的成就在英语，区区觉得，抛开专业不谈，文章能写得这样洒脱隽永，当世又有多少“大师“”能够如此呢？！曾冒昧问过陆先生几个很不着调的问题，先生以沪语排山倒海风趣回答如在目前，先生开朗爽直、谦逊达观，那一代人明明“悲问上苍：人间冷酷，何处始可觅得温暖？！”，而陆先生却是时刻不忘提携后进：“”凋零之后，何日再见欹欤盛哉的繁茂？但愿少壮俊彦，皆骎骎有后来居上之势。”兹将《余墨集》中的全文摘录于此，陆先生走好！


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陆谷孙

忘记是哪一位大家（昆德拉？）说过，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年时何速，一不留神，老已冉冉近矣，自己不但满了一个花甲，更成了复旦外文系现职教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夕阳的余晖下，重存往会，怀想亲爱，不时有一幅幅师长的影像游走脑际，寤寐无忘！
20世纪50年代初，内地的高等院系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组调整.政治上向着苏联的“一边倒”导致俄语畸形行俏，而被贬作“帝国主义语言”的英语则迭遭砍伐，直到全国之大只剩下七八个高校英语专业为止。复旦大学的外文系英语专业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七零八落”之一，更因为调入了原先分别供职于几家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复旦以外其他国立大学多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一时颇有群贤毕至之盛，成为院系调整的“得益大户”。复旦外文系虽也有调出支援外校者，如冒效鲁先生之调往安徽大学，方重先生之调往上海外语学院，林疑今先生之调往厦门大学，朱复、索天章等先生之调往军队外语学院(后陆续调回)，然与调入者相比，毕竟是少数。

那时，作为学生，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居心向学之士，只要善从诸儒不同的学养和专长，博采并学，必可大有长进。

Big Three之一：杨岂深

杨岂深先生

先从当年被学生戏称为the Big Three（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说起。杨是继全增嘏、孙大雨之后出任外文系主任的，“在位”有年，人称“杨老令公”，“岂深”二字据说是他本人入世之初改用的名字，意在自谦；而“老令公”其实不老，比之今日的我还年轻好几岁呢，只是他体弱多病（或自觉体弱多病），作派比较接近老者，说话喘悸少气，声音幽幽，往往未及一半便戛然而止，一手已摁脉去也（英谚云：The creaking door hangs the longest on hinges.扉虽危却长不倒。“三巨头”中杨寿最高，足征此语）。

识书识人是杨岂深先生对复旦外文系最大的贡献，无他人可比。复旦外文系一度图书资料丰足，曾是兄弟院系羡慕的对象。例如后来被称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已经购得，有位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摘抄了去。“文革”爆发，大字报攻击杨岂深独霸订书大权，而且新书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读，被他垄断多时，殊不知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读书多、涉猎广、信息灵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复旦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点“家底”。杨又知人善任，且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他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议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以免“绝后”（出于种种原因，此计未成，幸有杨烈先生在耄耋之年，义务为系里的有志青年讲授一点拉丁入门，致未完全断种）。我虽不才，当时还算年富力强。是杨岂深先生在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本人犹在攻读研究生的同时，把我推上最高年级英五“英美报刊选读”新课的讲台，逼我奋发努力。事后想来，杨可能看到了我这人不肯轻易言败的好胜心和比较强烈的表达欲，这才把我往高处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潜力来，而正因为起点较高，自己一点不敢怠慢，日后的进步也才更快一些。

毋庸讳言，作为党员系主任，杨在当年是不能不紧跟政治形势的，在历次运动中误伤同仁也是难免。一位嗜读克里斯蒂疑案小说的老教师曾对我说，她要写一篇某英语系发生教师连环被杀的故事，侦探结果发现“凶手”竟是那貌似弱不禁风的系主任，虽是无稽笑谈，与杨芥蒂之深可见一斑！杨早在“反右”之后便声称要以“forget and forgive”（忘却并宽恕）的态度对待同事之间的恩怨纠葛，而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老人似更经历了一番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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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Three之二：徐燕谋

徐燕谋先生

“三巨头”之二是英语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从英五精读为我班授课（1961年）始，到1986年3月26日遽归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二十五年的师恩，而自从我在1965年5月丧父之后，师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觉中类乎父爱的感情。长江三月上刀鱼之际，夫子大人必令师母邀宴赐饭，“阿霁”（小女陆霁）享受徐家孙辈待遇，频繁出现于徐老夫子诗中，凡此种种，都是明证。

徐师是“文革”前高教部统编专业英语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两册（七—八册，与北外许国璋一—四册、北大俞大"五—六册配套）的编者，但从穿戴到举止可说是外文系最没有一点儿“洋”气的人。徐蓄一头板寸发，脚踏黑布鞋，爱吃肉做诗，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员。在他主讲的英国散文课上，他也确实会不时引用汉语的劄记、小品名篇，以为对比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汉语文评术语，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在他布置的课业中更有刘勰、钟嵘、司空图等的文论、诗论。按他的说法，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王佐良先生曾对我说，他欣赏徐老夫子的话：“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徐还常以他的“同学如弟”钱锺书先生为榜样，激励弟子们凌绝顶而览众山，甚至向钱推荐过学生，但与此同时又告诫我们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骥尾。

徐燕谋先生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踱着步吸烟“热身”，讲课时也不喜居高临下站定在讲台，而是好在学生座席间的过道中穿行，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哪位学生要是“参与意识”特别强，抬头与他四目对视，或做出会意的表情，他便驻足与这名学生“对话”一番，讲到得意处还会朝学生的肩部猛击一掌，然后扬声笑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每周五下午来系办公室参加分组政治学习，循徐式giggle找英语教研室，绝不会走错门户。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原来，徐是敬老慈幼之人，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这比之他本人在外文系所受的冲击，是更为难熬的精神折磨，于是十年浩劫期间，徐在公众场合基本不再说话，兼之长年失眠的顽疾，就此种下了极度的抑郁。

徐老夫子有几个得意门生，说我是其中之一大概不算夸诞，但我几乎从未听他称赞过一句（对他人说陆某孺子可教，甚至对葛传椝先生说陆诗偶有“义山风韵”，则是另一回事，辗转听得这类评词之后我常乐不可支），多的倒是批评和警策。如果说１９６１年师生初次相识的第一堂课上我被徐师连珠炮似的问题（依稀记得问题涉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的文艺观）问倒，多少还算是一顿“杀威棒”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挨剋听训就是家常便饭了。我好练笔，但发还的作文卷上多处写着“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谈虚语玄，和者必寡”，“不脱依傍，何论登峰造极？”，“格律是紧身衣，不宜学做旧体诗”之类评语，其中儆戒的基调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我去国外发表论文时。１９８３年３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国际会议，并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James Lardner的专访。采访记在该报发表后，我不无得意地给徐老夫子寄去一份，不料因此招来严厉批评，要我重温《汉姆雷特》剧中波洛涅斯给儿子莱阿提斯的“家训”：“Give ever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多听少说），复又毫不客气地告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深流）。回顾平生，言行所守，似尚无大缺，除家教外，徐老夫子的诫勉影响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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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Three之三：葛传槼

“三巨头”之三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系里流传的佳话是葛早年辍学，靠着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Henry W. Fowler，专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Ｆ君旋写来回信，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从此名声大振，时被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去向公众作英语演讲，并更加专注地钻研起英语惯用法来，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戏称葛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

葛在英语惯用法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始受到挑战，据说当时有某位英籍专家在北外演说，要学生把葛氏《英语惯用法词典》扔出窗去——倘若他们真要学好英语的话。葛对此是颇耿耿于怀的，曾由他学生俞亢咏先生与那洋人几度鱼雁往返，后来据说对方也改变了自己的极端看法。葛传椝先生最大的爱好是词语，思想方法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譬如说他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隔，把搞文学的老师，如伍蠡甫、戚叔含、孙大雨、林同济，一律称为“楼上派”（当年的文学教研室适设于二楼），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语言的教师则属于“楼下派”；读书可以忽略内容，只顾语言，因此从头至尾顺读和从尾到头倒读，对他来说，并无两样；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中间老者为葛传槼先生，左一为陆谷孙先生

葛还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我曾因此戏称他与翻译“不共戴天”，他反唇相讥，称我“戴天先生”，又简化作“戴先生”，年长日久其孙竟忘我真名，每以“戴先生来访”通报！葛爱玩弄词语，给人起一些并无恶意的绰号。上文说过徐燕谋先生“文革”缄口，葛从此称徐“金先生”（从英谚Silence is golden化出）；某公语速多顿，插入无数“这个”、“这个”，葛将此译作this，一度称他Mr. This，兴犹未尽，遂把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集思”，复将二字扩成“集思广益”，干脆称某公为“广益先生”。从Mr. This到“广益先生”很容易看出葛传椝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轨迹。“文革”中学习极“左”理论，工宣队诱导知识分子们提出问题，从中掌握思想动向。葛受不了“钓鱼”式的骚扰，思索良久，终于问道：“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引得满堂哄笑。

英语娴熟到一定程度，常会有在熟人中间说上几句“洋泾浜”开开玩笑的诱惑。葛先生这方面的发明在外文系是尽人皆知的，诸如“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pasty”（沪语“搭酱”的硬译，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可能是师门不同的缘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对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类乎今日里的qualifying test中，“现代英语”一门由葛命题，受试者仅我一人。由于出题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闭的屋子里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五点，权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砖还是由某位学兄从铁栅栏外递将进来的。

“文革”中期，葛与我一起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再往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改革开放后补拟《新英汉词典》编写人员名单时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领衔之后，师生关系渐次密切起来。葛晚年寂寞，师母大去之后常过街来我处“吹牛”，见我在徐燕谋先生死后发表在报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问他的身后不知有谁会作文纪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讲“未雨绸缪”，并表示区区虽非葛门嫡出，师恩隆重，哭丧也是本分。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葛传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正客居香港，践诺写回一文，正好在大殓之日见报，当年说笑竟一语成谶！葛先生生时来访之频，有时令我应接不暇，尤其是杂事蝟集之际，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诓语挡驾。对师长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来，愧悔自责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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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头”教授林同济

林同济先生

学者型的教授中还必须写到林同济先生。林是闽人，个头比较矮小，长一颗标准的知识分子“蛋头”（egghead），春秋时节穿一件铁灰大衣，很有风度。我们入校之初，林尚未划作右派，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林还在全系大会上朗诵他本人创作的十四行诗以表祝贺。我曾特别注意林朗诵时口唇的伸缩张合，那动态确乎异于常人，一个个音素从舌尖滚出，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trippingly on the tongue”的说法，不旋踵间，反右的第二波（匪夷所思的是亦称反右“补课”）把林同济卷了进去，使他从外文系讲台上消失了相当时日。

我大四那年，在政策转寰期间，林被甄别，摘帽，允许重上讲台。林本人尚未进入课堂，各种轶闻已先他而至，不胫而走：北京某鸿儒曾盛赞林的parliamentary English（议会式雄辩英语），又称中国之大真正精通英文的其实仅一个半人，鸿儒本人算一个，剩下半个就是长江以南的林同济了；又有人说林首先是个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抗战期间曾在大西南编过《战国策》杂志，鼓吹强人统治，宣传尼采哲学；林已与美籍妻子离异，独在沪侍奉寡母，晨昏不怠；等等等等。果然，林同济走上讲台，“金口”一开，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非他任教的小班还上书系领导，要“争夺”林同济。林上课十分注意选材，专拣他本人最有发挥余地的内容详讲。记得他把毛泽东诗词的各种译法引入课堂讨论，雄辩地证明，比之已经出版的官方译法，林译确在许多方面胜出(林译后来以其胞妹名义在海外出版)。林译毛诗如此投入，足见对毛的崇拜——虽则这种崇拜可能更多集中在毛的巨人品格和文字魅力方面。后来，我在英国的莎翁故乡和美国的伯克莱，结识一些寻常从不谬夸他人的英美著名学者，如Stanley Wclls和Cyril Birch，谈起林同济，都称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如此崇毛爱国之人，同胞手足全在海外，唯他一人“孤悬”上海，却被划归右派行列，讽刺之极，莫过于此！

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林在1949年以后逐渐中止了政治学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兴趣转向莎士比亚戏剧，提出并实践丫以散韵追译莎剧素体诗的方法，又在给研究生开设的“英国戏剧”课上精讲几个当时尚不太受评家重视的剧目，如Coriolanus，开创了复旦外文系强调文本一手阅读的莎剧教学传统。林讲莎剧往往融入文明史其他方面的内容，诱发学生对民俗、典故等的兴趣，扩大审美内涵。我对古罗马史的迷恋（写此文时正读Colleen McCullough女士的又一部罗马历史小说《罗马第一人》），部分地就是透过莎剧由林同济先生启发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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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写自己中文名字的女教师

由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颖而出不久，有的教师知识结构比较畸形，上文所说中文不行外文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规律对这样的老师并不适用。如某女士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未笄即去国外生活，结果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写不全，但就英语表达的流利和自然而论，整个外文系可能无出其右者，连反右斗争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小结也只能用英文写成。这位老师自称“杂食动物”（omnivore），读书快而多，但从不拘于经典名著，宁读侦探、疑案、《读者文摘》的小故事，或从《纽约客》、《笨拙》之类杂志中寻找幽默；在来校的公共汽车上常见她专注地做着填字游戏；在教研室政治学习的小组会上，在不得不人人表态的场合，她的发言时常显得别致。譬如别人都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她却冷不丁来上一句“study Chairman Mao’s works religiously”，同仁被她那“religiously”（带着宗教式虔诚）一词逗笑之余，也不得不佩服唯有这位貌似不问政治的女士才准确把握了林彪当时捧毛的真实意图。这位女士不善伪装，往往不经意间道出心声。例如某次与人谈论戒烟，女士又忍不住打起了比方：“那痛苦是慢慢、慢慢的，就像思想改造一样。”心口如一至此，透明至此，真也不多见呢。

（注：听说这位女华侨老师叫程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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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童”刘德中

那时上课特别叫座的教师不但都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在表达方式、幽默感、感染力、语速甚至台风等方面也必有过人之处。虽说比喻偏俗，刘德中和杨必两位先生是外文系的“金童玉女”则是业内人所共知的。刘德中是混血儿，因其妻在外省改造，多时独居，特别欢迎学生周末去访，或谈天说地，兴致来时还给来客看看手相，或拉开小几打上几盘桥牌。我的毕业论文（相当于今天的学士论文）由他指导，为研究美国作家杰克 伦敦的世界观蒙他借我尼采英文版的《查拉修斯特拉如是说》，见我读后不甚了了，更蒙他在休息日将我召去耐心讲解。刘上课最有条理性，讲到萧伯纳等人的剧本时，总要先在黑板上画出一张舞台草图，把何人从何处登场，操哪条路线与何人交流等交代得一清二楚，俨然是位称职的导演。


“文革”前最后一个暑期，高教部委托复旦在莫干山开办培训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示范精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主讲教师就是刘德中先生，可惜这已是他教学生涯中的“天鹅之歌”了。“文革”祸起，时已被解除劳教从外地返回上海的刘妻在里弄受到残酷迫害和人身侮辱，夫妇俩决定以死抗争。那日傍晚还有学生去江苏路刘宅访师。据这名学生日后对我说，她发现师母在里屋蒙头大睡，刘本人答非所问，神志恍惚；学生匆匆辞出之际，瞥见门边有新买的绳子，正发着白森森的寒光……几天后邻居不见刘家下楼取牛奶，心知有异，报警后破门而入，只见夫妇俩身穿华服，距离不及半尺，双双面对面悬梁，气绝已多日。屋角残灯如豆，光圈照射处有本洋文书，其中有两行文字以红笔勾勒，大意是悲问上苍：人间冷酷，何处始可觅得温暖？！外文系是“文革”中复旦这片“重灾区”的“重中之重”，自杀师生达十数人之多，其中给人灵魂震撼最大的还是刘氏夫妇之死，那种典型的悲剧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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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女”杨必

杨必先生

杨必先生是公认的才女，精通英、法两种文字，此外又雅好译事。她给研究生开的“英国小说”课放在今天可以算是复旦外文系的“招牌”课了。杨平时穿着大方，举止端庄，沉默而好深湛之思，给人孤高的印象，但上课一进入“角色”，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吐字清晰，台风活泼，像是换了个人，有时还边讲边演一一她模仿《雾都孤儿》中老贼费金的走路姿势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那个时代尚无时下学界的这种理论痴迷，她布置的课业都是可读性较强的“琐屑之言”（鲁迅称小说语？），一本本读来实际得很。她显然对中国的小说也深有研究，所以讲着讲着就会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作品上去。当时杨必先生翻译的《名利场》刚出版不久，名声尚不如今日之隆，但据说已有勤学者对照着原文逐字逐句学习杨译了，并称译笔所至，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延绵不绝，相嬗于无穷的。我本人当上教师以后，业余亦好翻译，而由于杨必先生和其他师长的言传身教，我也特别看重文字的修养和经验的积累，尝向学生进言：不译满一百万字勿轻言译事。“文革”前最后一年，杨必先生受命向某位系里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讲授法文，我不请自来，敬陪末座旁听，可惜这种一师教二生的优渥待遇才享受了两三次，法文未及入门，文化就被革命了。

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我在复旦外文系求学八年（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受过二十多位老师的教导，一篇文章自不能骤穷诸位业师的风貌，但当年师资的“豪华”阵容，想来已勾勒出一个大概。

回忆既让我享受“夕阳余晖下的醇美”，也自然激起几许伤感，“秋风行戒悲落叶”，凋零之后，何日再见欹欤盛哉的繁茂？但愿少壮俊彦，皆骎骎有后来居上之势，使我作此文缅顾衰老而终有益于今之少年高明也。

2001年11月


陆先生千古

[弃婴千枝]

你是孵蛋阴文系的？

我出国带了陆的英汉大词典，系里一个中国女叫兽的说她也有一本，是陆送给她的，好像是陆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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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孵蛋阴文系的？

我出国带了陆的英汉大词典，系里一个中国女叫兽的说她也有一本，是陆送给她的，好像是陆的亲戚

是因为林同济找到这篇的。行观曰贴的林同济政治学出身，好像被左右两派都排挤：
viewtopic.php?t=485035

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太大了。我也买过，不过没用过几次，也没带出国。老版的新英汉词典一直带在身边，大小适中，翻看方便。新英汉的主编是三大佬之一葛传槼，我还写过他。陆谷孙是主编之二。之三是葛传槼照片里的左二薛诗绮，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是女的。

那个女教授姓陆吗？陆谷孙的女儿在美国，不过好像不是教书的，好像做经济金融之类。找到叫陆霁。陆谷孙以前说他女婿是自然之子，住在树林里，喜欢捣鼓木匠活，所住之处必须方圆几里内有五金店。他很感叹说这样的年轻人在国内找不到了，反而美国有。

[randomatrices]

我记得有个她们时代的女性学者，和杨必的名字很像，但活了可能过百岁，不是指她姐姐杨绛。竟然想不起来了，有这样的人吗？

“玉女”杨必

杨必先生

杨必先生是公认的才女，精通英、法两种文字，此外又雅好译事。她给研究生开的“英国小说”课放在今天可以算是复旦外文系的“招牌”课了。杨平时穿着大方，举止端庄，沉默而好深湛之思，给人孤高的印象，但上课一进入“角色”，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吐字清晰，台风活泼，像是换了个人，有时还边讲边演一一她模仿《雾都孤儿》中老贼费金的走路姿势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那个时代尚无时下学界的这种理论痴迷，她布置的课业都是可读性较强的“琐屑之言”（鲁迅称小说语？），一本本读来实际得很。她显然对中国的小说也深有研究，所以讲着讲着就会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作品上去。当时杨必先生翻译的《名利场》刚出版不久，名声尚不如今日之隆，但据说已有勤学者对照着原文逐字逐句学习杨译了，并称译笔所至，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延绵不绝，相嬗于无穷的。我本人当上教师以后，业余亦好翻译，而由于杨必先生和其他师长的言传身教，我也特别看重文字的修养和经验的积累，尝向学生进言：不译满一百万字勿轻言译事。“文革”前最后一年，杨必先生受命向某位系里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讲授法文，我不请自来，敬陪末座旁听，可惜这种一师教二生的优渥待遇才享受了两三次，法文未及入门，文化就被革命了。

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我在复旦外文系求学八年（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受过二十多位老师的教导，一篇文章自不能骤穷诸位业师的风貌，但当年师资的“豪华”阵容，想来已勾勒出一个大概。

回忆既让我享受“夕阳余晖下的醇美”，也自然激起几许伤感，“秋风行戒悲落叶”，凋零之后，何日再见欹欤盛哉的繁茂？但愿少壮俊彦，皆骎骎有后来居上之势，使我作此文缅顾衰老而终有益于今之少年高明也。

2001年11月


陆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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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个她们时代的女性学者，和杨必的名字很像，但活了可能过百岁，不是指她姐姐杨绛。竟然想不起来了，有这样的人吗？

张充和？

[randomatrices]

赞同葛传槼的观点，不要翻译。
好的文学作品翻不出来，差的不值得翻不需要翻。

理工类的更不需要翻，尤其是现在的时代，基本都懂外语，还有网络机器帮忙。

Big Three之三：葛传槼

“三巨头”之三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系里流传的佳话是葛早年辍学，靠着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Henry W. Fowler，专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Ｆ君旋写来回信，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从此名声大振，时被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去向公众作英语演讲，并更加专注地钻研起英语惯用法来，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戏称葛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

葛在英语惯用法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始受到挑战，据说当时有某位英籍专家在北外演说，要学生把葛氏《英语惯用法词典》扔出窗去——倘若他们真要学好英语的话。葛对此是颇耿耿于怀的，曾由他学生俞亢咏先生与那洋人几度鱼雁往返，后来据说对方也改变了自己的极端看法。葛传椝先生最大的爱好是词语，思想方法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譬如说他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隔，把搞文学的老师，如伍蠡甫、戚叔含、孙大雨、林同济，一律称为“楼上派”（当年的文学教研室适设于二楼），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语言的教师则属于“楼下派”；读书可以忽略内容，只顾语言，因此从头至尾顺读和从尾到头倒读，对他来说，并无两样；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中间老者为葛传槼先生，左一为陆谷孙先生

葛还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我曾因此戏称他与翻译“不共戴天”，他反唇相讥，称我“戴天先生”，又简化作“戴先生”，年长日久其孙竟忘我真名，每以“戴先生来访”通报！葛爱玩弄词语，给人起一些并无恶意的绰号。上文说过徐燕谋先生“文革”缄口，葛从此称徐“金先生”（从英谚Silence is golden化出）；某公语速多顿，插入无数“这个”、“这个”，葛将此译作this，一度称他Mr. This，兴犹未尽，遂把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集思”，复将二字扩成“集思广益”，干脆称某公为“广益先生”。从Mr. This到“广益先生”很容易看出葛传椝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轨迹。“文革”中学习极“左”理论，工宣队诱导知识分子们提出问题，从中掌握思想动向。葛受不了“钓鱼”式的骚扰，思索良久，终于问道：“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引得满堂哄笑。

英语娴熟到一定程度，常会有在熟人中间说上几句“洋泾浜”开开玩笑的诱惑。葛先生这方面的发明在外文系是尽人皆知的，诸如“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pasty”（沪语“搭酱”的硬译，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可能是师门不同的缘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对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类乎今日里的qualifying test中，“现代英语”一门由葛命题，受试者仅我一人。由于出题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闭的屋子里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五点，权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砖还是由某位学兄从铁栅栏外递将进来的。

“文革”中期，葛与我一起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再往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改革开放后补拟《新英汉词典》编写人员名单时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领衔之后，师生关系渐次密切起来。葛晚年寂寞，师母大去之后常过街来我处“吹牛”，见我在徐燕谋先生死后发表在报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问他的身后不知有谁会作文纪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讲“未雨绸缪”，并表示区区虽非葛门嫡出，师恩隆重，哭丧也是本分。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葛传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正客居香港，践诺写回一文，正好在大殓之日见报，当年说笑竟一语成谶！葛先生生时来访之频，有时令我应接不暇，尤其是杂事蝟集之际，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诓语挡驾。对师长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来，愧悔自责不迭！

[randomatrices]

就两个字的，姓杨，另一字似乎字形都和“必”很像。

张充和？

[弃婴千枝]

那个女教授姓陆吗？陆谷孙的女儿在美国，不过好像不是教书的，好像做经济金融之类。找到叫陆霁。

我竟然一下子记不起来她叫啥了，妈的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这女的天天中午请我们喝咖啡，周围咖啡店全吃遍了。。。经常一边喝咖啡一边听她唠唠叨叨，说上海怎么样，美国怎么样。。。

好多年过去了，好像再也没有一个老师愿意这样接近我们的了

[wh]

就两个字的，姓杨，另一字似乎字形都和“必”很像。

杨苡？

[randomatrices]

就是她 版主厉害， 我刚才翻了一下维基杨姓都没发现。

杨苡？

[wh]

我竟然一下子记不起来她叫啥了，妈的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这女的天天中午请我们喝咖啡，周围咖啡店全吃遍了。。。经常一边喝咖啡一边听她唠唠叨叨，说上海怎么样，美国怎么样。。。

好多年过去了，好像再也没有一个老师愿意这样接近我们的了

搞物理的？听着很像老一辈出国的上海人，洋派 有这样的老师很幸福啊，一辈子受益。

[wh]

就是她 版主厉害， 我刚才翻了一下维基杨姓都没发现。

哈哈，你查百岁 女学者 杨，应该查得出来 前几天noid2还贴了杨苡回忆哥哥杨宪益的视频，你说姓杨我就想起来了。不过视频没看，太长了……张中行那个视频也没看，宁可看字 杨苡只知道翻译呼啸山庄，其他就不知道了。就像杨必我也只知道翻译名利场。

[wh]

赞同葛传槼的观点，不要翻译。
好的文学作品翻不出来，差的不值得翻不需要翻。

理工类的更不需要翻，尤其是现在的时代，基本都懂外语，还有网络机器帮忙。

你大概也同意Robert Frost说的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翻译没有完美的，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葛传槼给我感觉很有英式幽默：“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这段颇有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味道 陆谷孙说葛晚年寂寞，实在很有惺惺之意。陆的妻女都在美国，晚年也长期独处。好处是能继续集中精力做学问。可惜他最后几年穷尽心力编的汉英大词典还是没有编完。他第一次脑梗抢救了过来，第二次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据说得过脑梗的人很容易得第二次，一定要有专人照顾。他一个人过就是这点不好，等发现犯病时已经晚了。